“誰寫的？這首詩沒聽過啊，不會是哪位大詩人的新作吧？”編輯部的人聽到朗誦，都看向那女青年。
“你們猜”
“那你先說說，是中國人寫的還是外國人？”
“中國人。”
“中國人？那是年輕人還是年長的？”
“年輕人”
“香港現在的年輕詩人不多啊。咱們的西西算一個，還有那個黃國彬不錯，嗯，前段時間冒出來一個葉輝，哦，還有鍾玲玲。以這首詩的風格，不會是鍾玲玲寫的吧？”
“全猜錯”女青年得意地笑道，“誰說是香港的啦？當當當當，答案揭曉，是王梓鈞……喂，你們別做出那種表情好不好王梓鈞就不能寫詩了？別忘了人家還是著名作家。而且啊，我聽說這首詩是他高中的時候寫給林清霞的求愛詩”
“你沒開玩笑？”
“誰跟你開玩笑，不信你們自己看”
張彥咬著筆杆子笑了起來，她需要的稿件終於有了。
就像是病毒傳染一樣，一個星期以後，一本叫做《羅盤》的詩刊突然在圖書市場火了起來，而一首叫做《飛鳥與魚》的情詩也迅速的流傳開來。
事實上，這首詩確實有那種看到第一眼就讓人記下來的能力。後世把它的作者說成是泰戈爾，居然讓大多數人覺得理所當然，認為隻有泰戈爾那種級別的大詩人才能寫出這種好詩。甚至謠言揭穿以後，許多這首詩的擁護者都不能接受現實，死撐著說它確實就是泰戈爾寫的。
而現在《羅盤》上發表以後，疊加上王梓鈞的名人效應，以及餘光中在後麵的詩歌賞析點評，那種傳播效果隻能說是恐怖。
香港某中學。
一個男生捧著粉紅色的信紙交到女生手裏，深情地說：“苗苗，這是我寫給你的情詩，它代表了我對你的真心。”
女生幸福地打開：“世界上最遠的距離……”剛剛看了第一句，女生臉上的笑容全失，勃然大怒道，“張學友，你當我是白癡嗎？你這是你寫的？就算我是林清霞，你也不是王梓鈞”
“這首詩你知道？”男生傻了，心想：阿德說這是一個英國佬寫的，香港沒幾個人知道啊。
“哼”女生把情書砸到男生的臉上，氣呼呼地轉身就走。
仿佛成了一種社會效應，接下來很長一段時間，年輕人表白的時候，都會說出那句“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
右派報紙《星島日報》更是對王梓鈞大加推崇：“拋開王梓鈞在小說、音樂和電影上的成績不講，隻這一首詩，就能讓人記住他的名字。用才華橫溢來形容這個年輕人，我想一點都不為過。如果他用全部精力放到詩才上，現在我們看到的就不是明星王梓鈞，而是大詩人王梓鈞。”
有人誇自然有人罵，《星島日報》的評論一出，香港詩人何達就在《文彙報》上撰文道：“《飛鳥與魚》我也看過，確實是一首好詩，但某些有政治目的的報紙恐怕吹捧太過了。這首詩堆砌太過，恕我直言，如果是我來寫的話，隻會留下第一節，這已經把整首詩所有的感情都已經表達完整了。至於後麵的文字，通篇都是廢話，矯揉造作，俗不可耐”
何達今年60多歲，這老爺子在香港文壇影響頗大。先不說他自己的作品，隻羅列出他的老師，陣容就夠唬人的。抗戰時高校南遷，何達也跟著到了桂林，再寫詩上先是得到艾青的輔導。後來在昆明西南聯大就讀時，幾乎每首詩都經過聞一多指點。戰後，轉入清華大學，上朱自清的課，由朱先生給他的詩打分數，其第一本詩集就是朱自清幫他編的。
想必大家看出來了吧，這老爺子就一個左派文人。
何達的評論一出，立即招來王梓鈞粉絲的狂噴，罵其為不知趣的老家夥。
不過王梓鈞看到報紙後，卻是嗬嗬一笑。這老先生罵歸罵，但肚子裏還真有點貨，《飛鳥與魚》第一段是張小嫻寫的，後麵的都是一幫大學生接龍出來的文字。真要較真起來，說後麵的都是多餘的廢話也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