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向往上古三代、推崇周禮的社會理想與治道訴求
孔子認為他生活的時代是一個“禮崩樂壞”、“天下無道”的時代，時代已墮落到曆史災難的深淵；而他心向往之的則是堯、舜、禹、文、武、周公等古聖先王統治下的“天下有道”的、理想化的“黃金時代”。據《禮記·禮運》篇記載，孔子曾與他那“猶然而材劇誌大”的學生子遊有過一番對話，表達了他內心深處對“黃金時代”—“大同”、“小康”之世的美好向往。其言如下：
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誌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東漢鄭玄注曰：“公猶共也，禪位授聖，不家之睦親也。”唐孔穎達疏曰：“天下為公謂天子位也，為公謂揖讓而授聖德，不私傳子孫，而用堯舜是也。”），選賢與（舉）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職分），女有歸（婚嫁）。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止）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國君傳位於兒子或兄弟）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製度，以立田裏，以賢勇智，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型）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這一番社會理想的暢想曲，格外地美好而動人視聽。盡管有懷疑並非真出自孔子之言者，但即使說《禮運》篇的作者隻是假托孔子之口而發表自己的心聲，大體說來，這一對社會理想藍圖的構想畢竟是合乎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真意”的。所謂的“大同”、“小康”之世也正是分別以傳說中被理想化了的上古堯舜時代和夏商周三代特別是周初的“盛世”為曆史藍本的。
孔子之所以如此稱述上古三代的聖王之治，顯然並不是因為“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托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淮南子·修務訓》）而采取的一種說服策略，更非單純為了發思古之幽情，而是認為它們對後人特別是對執政當權的統治者來講具有規範性的現實指導意義，正如朱熹《集注》所言，“祖述者”乃旨在“遠宗其道”，而“憲章者”旨在“近守其法”。而如果說遠宗堯舜之道顯得理想太過高遠的話，那麼孔子則更願意考求三代之禮、學修文武之道、近守文武之法，這不僅僅是退而求其次，而且這在孔子看來也更加現實可行。（有學者認為，“ 通過‘ 大同’、‘小康’的對比，《禮運》的作者強調，天下為公、權力公有是公正、合理的，而天下為家、權力私有則是不公正、不合理的”（梁濤：《論早期儒學的政治理念》，見《哲學研究》2008年第10期，第49-50 頁）。然而，根據孔子闡述完大同小康的理想之後而與子遊之間關於“ 禮之急” 的問題所作的進一步對話來看，大同與小康顯然並沒有公正與不公正、合理與不合理這樣的二分對立的含義，相反，孔子是在認可這兩種社會理想同樣合理的前提下更急於追求以禮治世而實現小康之治境。個別學者的上述結論，大概是隻讀了半截子書就根據自己的政治價值偏好而憑“ 主觀印象”得出來的吧。）因此，孔子雖然盛讚堯舜，遠宗其道，追尋上古聖王的足跡，但他卻將自己的夢想最終落腳在維係斯文（周代禮樂製度文明與文化傳統）於不墜乃至興複周製周道於東方，並自命為文王、周公的當代傳人而樂於擔當這一曆史責任與文化使命，而且念茲在茲，對周代的禮樂製度文明與文化傳統推崇備至，崇尚周代禮樂之治與道德教化的治道之方，極言“禮之急”，對“製禮作樂”的周公更是魂牽夢係，所謂“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論語·泰伯》），所謂“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朱熹《集注》曰：“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所謂“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論語·述而》）
一言以蔽之，上古三代寄托著孔子對社會理想最美好的向往與追求，以及用於撥亂反正的治道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