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出於這種考慮，我們選擇阿馬蒂亞·森的著作時，選擇的不是他在學術上最有名的《集體選擇與社會福利》，而是《論經濟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米爾頓·弗裏德曼的《資本主義與自由》、加爾布雷思的《經濟學與公共目標》、曼瑟爾·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的邏輯》等大部分著作的選取，都是出於這種考慮。
第二，選擇哪些“著名經濟學家”？
經濟學名家多矣！僅僅196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開獎以來，獲得者就已經有60多位。但是，限於篇幅，本書隻能選擇其中的30位和30本書。
怎麼辦？我們盡力選擇思想上的“大師”級者。
對於“二戰”之前，選取斯密、馬爾薩斯、李斯特、約翰·穆勒、裏昂·瓦爾拉斯、卡爾·門格爾、馬歇爾、凱恩斯、熊彼特，把他們視為“大師”，人們也許不會有多大的意見。
但是，如何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中“選人”，麻煩也許就大了。可以肯定的是，並非所有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都可以視為“思想大師”。其中，有些獲得者的成就僅僅是分析技術層麵的。2003年的獲獎者格蘭潔是一位統計學家，曾暗示，像他這樣的非經濟學家都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那經濟學獎也太容易了。其實，他之所以獲獎，並非是他對經濟學思想有重大貢獻，而是他對經濟計量分析技術的重大貢獻。自然地，我們沒有選取這類名家。
也並非所有配得上“大師”稱號者都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例如，加爾布雷思、曼瑟爾·奧爾森雖然沒有獲獎，誰能否認他們的“大師”地位和對經濟思想的影響呢？
第三，選擇“大師”們的哪一本著作？
一般而言，經濟學大師頗有影響的著作和貢獻不僅僅是一本書和一項貢獻。怎麼辦？我們的選擇重點考慮的是讀者對象。
現代經濟學為了使自己贏得像物理學、化學那樣的“科學”地位，越來越走向數學化之路。考慮到讀者的對象，我們的選擇就受到了極大的限製。這種限製，使我們不能選取馮·諾伊曼和摩根斯坦的《博弈論與經濟行為》、納什的《N人博弈中的均衡》和《非合作博弈》。那些幾乎就是數學著作，雖然它們對經濟學家的思維方式產生著越來越大的影響。但考慮到經濟學中博弈論的重要性，我們選擇了非數理博弈先驅者托馬斯·謝林的《衝突的戰略》。
另一種限製來自於我們想使所選擇的著作的論題覆蓋麵盡量廣泛。這類限製使我們所選取的某位大師的著作，不一定是他在學術上最有創見或影響最大者，但肯定是其代表作之一，至少能體現出他的某些獨特見解。例如，如果以學術創見來說，卡爾·門格爾的代表作應選擇《國民經濟學原理》，但是考慮到經濟學中方法論之爭的重要性，我們選取了他的《經濟學方法論探究》。類似地，我們選擇薩繆爾森的著作時，沒有選擇他的《經濟分析基礎》，而是選擇《經濟學》。這也許是西方社會中影響最大的經濟學教程。薩繆爾森本人也不無得意地說，“我不在乎誰為一個國家製定法律，誰為她起草條約，隻要由我來寫經濟學教科書就行”。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也可作如是觀。
正是出於這種考慮，我們選擇阿馬蒂亞·森的著作時，選擇的不是他在學術上最有名的《集體選擇與社會福利》，而是《論經濟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米爾頓·弗裏德曼的《資本主義與自由》、加爾布雷思的《經濟學與公共目標》、曼瑟爾·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的邏輯》等大部分著作的選取，都是出於這種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