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公共外交是國家軟力量重要的展現方式。公眾承擔的公共外交與傳統政府外交的最大差異在於，公眾不是代表國家表態，更不能處理外交事務。也正是因為如此，公共外交可以更為寬鬆、生動和靈活地采取多種形式在多種場合發出聲音，而公眾的聲音往往更容易取得信任感。
公共外交的行為主體包括政府、民間團體、社會組織、社會精英和廣大公眾等多個層麵。其中，政府的主導作用主要表現在確立國家的內外政策，而社會組織和公眾對國家政策製定的全麵參與（如通過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以及各類智庫的建議和公眾通過新媒體的表達）和深度理解，會使公眾承擔的公共外交與國策、國情恰當地結合，並會取得更佳的效果。
廣大公眾的文化素養和對國家的責任感是公共外交發展的基礎。例如，每年到外國旅遊的中國民眾已達3000萬人以上，他們多數人並沒有公共外交的概念，更無公共外交的任務，但是他們在外國的言行卻會成為外國人認識中國的著眼點。不僅如此，在當今迅速的國際傳播背景下，公眾在國內的文明表現也同樣會貢獻於國家和民族的聲譽。由此可見，推動公共外交和多年來一直推動的愛國主義教育也是並行和相融的。
改革開放30餘年來，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使中國由世界舞台的邊緣走到中心。較之從前，國際形勢對中國發展的影響越來越明顯，或有助力或有遏製作用；同時，中國的事情往往也為世界所矚目，被國際輿論常年聚焦。此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既不同於歐美的資本主義道路，又不同於前蘇聯的社會主義道路，世界對中國的理解尚需時日。加之冷戰殘餘意識形態的隔閡，影響了西方政治力量和媒體對中國的正確觀察，以致在國際輿論中我國的形象與實際嚴重不符。種種背景賦予開拓中國公共外交事業的機遇並強化了公共外交的迫切性。
中國的公共外交是本著求同存異的和諧理念，以促進國與國之間相互了解為目標開展對外友好交流的活動，與有的國家在公共外交中以揚己貶他的手段來推銷自己的價值觀，動輒幹涉他國內政的做法有著本質的區別。
關於“公共外交”概念的界定，中外學者見仁見智。從不同角度對公共外交進行分類解讀，則有助於我們加深對公共外交的認知。“公共外交”概念引進中國的時間並不長，但中國公共外交的實踐卻是淵源已久。韓國公共外交大使馬寧三曾說，公共外交實際上是中國人創立的，早在春秋時期，《孫子兵法》就指出最高明的策略是“不戰而屈人之兵”，這實際上就用公共外交的方法來求得戰爭的勝利。
新中國從成立開始，就非常重視政府外交與人民外交或民間外交的結合，1949年新中國一成立，“人民外交”就幾乎同時開始了運行，那年成立了由周恩來總理創立並擔任會長的人民外交學會。1957年，周恩來總理曾經對中國的整體外交有過界定，即“中國的外交是官方的、半官方的和民間的三者結合起來的外交”，實質上，這其中不僅包含了以後才流行的“公共外交”，其內涵還大大超出了外國最初以對外宣傳為主要內容的公共外交。如果不是由於50年代直至70年代末，我國沒有條件開放以及漢語流通不普遍，“人民外交”也許會早於“公共外交”流行開來。
實際上，公共外交是國家軟力量重要的展現方式。公眾承擔的公共外交與傳統政府外交的最大差異在於，公眾不是代表國家表態，更不能處理外交事務。也正是因為如此，公共外交可以更為寬鬆、生動和靈活地采取多種形式在多種場合發出聲音，而公眾的聲音往往更容易取得信任感。
公共外交的行為主體包括政府、民間團體、社會組織、社會精英和廣大公眾等多個層麵。其中，政府的主導作用主要表現在確立國家的內外政策，而社會組織和公眾對國家政策製定的全麵參與（如通過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以及各類智庫的建議和公眾通過新媒體的表達）和深度理解，會使公眾承擔的公共外交與國策、國情恰當地結合，並會取得更佳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