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唯如此，蔣慶先生由“儒學在當今中國有什麼用”而推論出的一個“真理性”或“全能教義”式的結論就是，要想解決當今中國麵臨的所有重大時代性難題，“唯一辦法就是複興儒學”，而且，希望僅僅通過他的這樣一場關於“儒學在當今中國有什麼用”的演講，就“能夠使大家達到儒學在當今中國最有用的共識”。這是何等超凡的“氣魄”、“膽識”和“魅力”? ！不過，正像有的學者所說，如果“我們並不天真地認為儒學在日常生活中的製度化即是儒學的充分實現，緣飾和歪曲都是製度化過程中所確實發生過的現象”的話，那麼，我們是否有必要保持這樣一種高度警醒的意識，即當蔣氏“全能教義”式的“儒學”重新被製度化或建製化，其“用”是否就意味著“儒學的充分實現”而不會被“緣飾和歪曲”？而且，在道理上“儒學在當今中國有什麼用”與在現實中“複興儒學”有什麼用，這兩者之間畢竟尚隔一間。
但是，不管怎樣，正如約翰·密爾所說，即使我們“姑且冒認”蔣慶先生的有關“儒學在當今中國有什麼用”和“唯一辦法就是複興儒學”的個人意見“皆係真確”，但接下來我們仍需“考察一下”, “若不對那些意見的真確性進行自由和公開的討論而徑加以主張，這樣又有什麼價值”。事實上，“凡持有一種堅強意見的人，不論怎樣不甘承認其意見有謬誤的可能，隻要一想，他的意見不論怎樣真確，若不時常經受充分的和無所畏懼的討論，那麼它雖得到主張也隻是作為死的教條而不是作為活的真理——他隻要想到這一點，就應該為它所動了”。我們不知道蔣慶先生是否想到了這一點並應該為它所觸動，但我們並不天真地認為聽蔣先生這麼一說國人就可以達成“儒學在當今中國最有用的共識”。
如果我們不想讓儒學或“複興儒學”在當今中國變成為一種“死的教條”，而是希望它能夠重新成為一種“活的真理”，那它必然要“時常經受充分的和無所畏懼的討論”，在討論中意見分歧的發生乃是有益的和再正常不過的現象。約瑟夫·熊彼特說：“理解自己信念的相對正確性而又毫不畏縮地支持它，這就是文明人區別於野蠻人的地方。” 在我看來，今天，儒者所能做的最有意義的事情，也許是在思想自由、價值多樣以及多元文明競立並存的時代背景和生活環境下，理解儒學信念的相對正確性而又毫不畏縮地支持它，而且更加重要的是，要通過交流和對話、積極溝通和良性互動的方式，調動、整合各種有益資源，共同協作應對我們所麵臨的生存困境和時代性難題；而不是像王夫之所說，“儒者任天下事，有一大病，將平日許多悲天憫人之心，因乘權得位，便如鬱火之發於陶，迫為更改，隻此便近私意，而國體民命，已受其剝落矣”（《論語·子路》），更何況還未“乘權得位”呢，就汲汲於要將儒學重新建製化為一種“全能教義”。這無疑需要具備一種自我信念上的節製美德，不節製的結果也許隻會陷入自欺或導致自毀，不僅達不成思想的共識，反倒在當今中國引發了激烈而無謂的思想的紛爭和意識的撕裂。
正唯如此，蔣慶先生由“儒學在當今中國有什麼用”而推論出的一個“真理性”或“全能教義”式的結論就是，要想解決當今中國麵臨的所有重大時代性難題，“唯一辦法就是複興儒學”，而且，希望僅僅通過他的這樣一場關於“儒學在當今中國有什麼用”的演講，就“能夠使大家達到儒學在當今中國最有用的共識”。這是何等超凡的“氣魄”、“膽識”和“魅力”? ！不過，正像有的學者所說，如果“我們並不天真地認為儒學在日常生活中的製度化即是儒學的充分實現，緣飾和歪曲都是製度化過程中所確實發生過的現象”的話，那麼，我們是否有必要保持這樣一種高度警醒的意識，即當蔣氏“全能教義”式的“儒學”重新被製度化或建製化，其“用”是否就意味著“儒學的充分實現”而不會被“緣飾和歪曲”？而且，在道理上“儒學在當今中國有什麼用”與在現實中“複興儒學”有什麼用，這兩者之間畢竟尚隔一間。
但是，不管怎樣，正如約翰·密爾所說，即使我們“姑且冒認”蔣慶先生的有關“儒學在當今中國有什麼用”和“唯一辦法就是複興儒學”的個人意見“皆係真確”，但接下來我們仍需“考察一下”, “若不對那些意見的真確性進行自由和公開的討論而徑加以主張，這樣又有什麼價值”。事實上，“凡持有一種堅強意見的人，不論怎樣不甘承認其意見有謬誤的可能，隻要一想，他的意見不論怎樣真確，若不時常經受充分的和無所畏懼的討論，那麼它雖得到主張也隻是作為死的教條而不是作為活的真理——他隻要想到這一點，就應該為它所動了”。我們不知道蔣慶先生是否想到了這一點並應該為它所觸動，但我們並不天真地認為聽蔣先生這麼一說國人就可以達成“儒學在當今中國最有用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