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社會平等的意見和主張遭到蔑視，“涓滴經濟學”又稱涓滴效應，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並不給予貧困階層、弱勢群體或貧困地區特別的優待，而是由優先發展起來的群體或地區通過消費、就業等方麵惠及貧困階層或地區，帶動其發展和富裕，或認為政府財政津貼可經過大企業再陸續流入小企業和消費者之手，從而更好地促進經濟增長的理論。
常用來形容裏根經濟學，該詞起源於美國幽默作家威爾·羅傑斯，在經濟大蕭條時，他曾說：“把錢都給上層富人，希望它可以一滴一滴流到窮人手裏。”這一時期，政府的作用被批評是束縛了市場，因而受到壓縮削減；企業廉價雇傭移民受到鼓勵，監管製度被弱化、減少到最低限度；削減稅收，企業逃稅也被刻意忽視、默認允許。
從曆史的角度看，戰後西方經濟增長最活躍的時候，新自由主義思想並不占主導地位。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早期，是福利資本主義和凱恩斯主義主導的時代。當時的經濟增長率是新自由主義盛行時期（1980年至今）的兩倍。
新自由主義主導時期最具災難性的特征是貧富差距擴大、兩極分化嚴重。直到不久前，這個已積累多年的、嚴重不平等的社會問題，才被一些學者所認識並重視。在這幾十年裏，西方國家日益突出、嚴重的社會不平等問題，已成為大西洋兩岸尤其是美國最嚴重的社會政治問題之一。它正以前所未有的、無法估量的力量促使社會滋生不滿情緒，潮水般的不滿思潮正在積累、醞釀並席卷整個西方的社會政治。
麵對新自由主義肆意發展下的西方國家社會嚴重不平等的統計數據，人們困惑而震驚：這麼突出重要的問題竟被西方國家忽略不計如此之久，其中唯一的原因是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它的價值觀長期處於強勢統治地位。
現實打破了新自由主義的虛幻外表。1948—1972年，美國各階層民眾的生活水平大體上都經曆了相似的、較大幅度的提高；但1972—2013年，收入最低的10%人口的實際收入在下降，而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財富增速卻比其他所有人都高得多。在美國，全職男性工人實際收入比40年前還低，工薪較低的90%人口的收入增長停滯時間超過30年。
英國的情況同美國並無太大差別，從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這個問題變得更加突出和嚴重。平均而言，從2005—2014年，25個高收入經濟體中，65%—70%的家庭實際收入都陷入停滯甚至下降。
原因不難解釋。在這個極度全球化時代，一切資源都已全麵、係統地向資本而非勞動力傾斜——國際貿易協議基本都是秘密簽訂的，隻有企業、商界的大佬們參與，而工會和普通民眾被排除在談判之外，《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就是最近的實際例證；工會受到政治和法律雙重壓力，在與資本家的談判中處於弱勢地位；對失業人員沒有進行任何有實際作用的再就業培訓。正如《21世紀資本論》的作者托馬斯·皮凱蒂所講，資本主義社會必然導致不平等的加劇。
要求社會平等的意見和主張遭到蔑視，“涓滴經濟學”又稱涓滴效應，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並不給予貧困階層、弱勢群體或貧困地區特別的優待，而是由優先發展起來的群體或地區通過消費、就業等方麵惠及貧困階層或地區，帶動其發展和富裕，或認為政府財政津貼可經過大企業再陸續流入小企業和消費者之手，從而更好地促進經濟增長的理論。
常用來形容裏根經濟學，該詞起源於美國幽默作家威爾·羅傑斯，在經濟大蕭條時，他曾說：“把錢都給上層富人，希望它可以一滴一滴流到窮人手裏。”這一時期，政府的作用被批評是束縛了市場，因而受到壓縮削減；企業廉價雇傭移民受到鼓勵，監管製度被弱化、減少到最低限度；削減稅收，企業逃稅也被刻意忽視、默認允許。
從曆史的角度看，戰後西方經濟增長最活躍的時候，新自由主義思想並不占主導地位。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早期，是福利資本主義和凱恩斯主義主導的時代。當時的經濟增長率是新自由主義盛行時期（1980年至今）的兩倍。
新自由主義主導時期最具災難性的特征是貧富差距擴大、兩極分化嚴重。直到不久前，這個已積累多年的、嚴重不平等的社會問題，才被一些學者所認識並重視。在這幾十年裏，西方國家日益突出、嚴重的社會不平等問題，已成為大西洋兩岸尤其是美國最嚴重的社會政治問題之一。它正以前所未有的、無法估量的力量促使社會滋生不滿情緒，潮水般的不滿思潮正在積累、醞釀並席卷整個西方的社會政治。
麵對新自由主義肆意發展下的西方國家社會嚴重不平等的統計數據，人們困惑而震驚：這麼突出重要的問題竟被西方國家忽略不計如此之久，其中唯一的原因是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它的價值觀長期處於強勢統治地位。
現實打破了新自由主義的虛幻外表。1948—1972年，美國各階層民眾的生活水平大體上都經曆了相似的、較大幅度的提高；但1972—2013年，收入最低的10%人口的實際收入在下降，而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財富增速卻比其他所有人都高得多。在美國，全職男性工人實際收入比40年前還低，工薪較低的90%人口的收入增長停滯時間超過30年。
英國的情況同美國並無太大差別，從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這個問題變得更加突出和嚴重。平均而言，從2005—2014年，25個高收入經濟體中，65%—70%的家庭實際收入都陷入停滯甚至下降。
原因不難解釋。在這個極度全球化時代，一切資源都已全麵、係統地向資本而非勞動力傾斜——國際貿易協議基本都是秘密簽訂的，隻有企業、商界的大佬們參與，而工會和普通民眾被排除在談判之外，《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就是最近的實際例證；工會受到政治和法律雙重壓力，在與資本家的談判中處於弱勢地位；對失業人員沒有進行任何有實際作用的再就業培訓。正如《21世紀資本論》的作者托馬斯·皮凱蒂所講，資本主義社會必然導致不平等的加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