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如此，南朝亦然。南朝都城建康也有招待高麗使者的“顯仁館”。《建康地誌》載：“顯仁館在江寧縣東南五裏青溪中橋東湘宮巷，下古高麗使處。”盡管如此，“館”作為南北朝統治者接待各路使者的場所，卻不如前朝興盛，並呈衰落趨勢。
逆旅既為牟利者所設，以當時人之見，自未可以舍貴賓，國家賓館既不修，士大夫家又無複館客之事，故使節往來，江南多以僧寺停客，即貴人亦有寓居僧寺者。
“館”在隋唐時既用於官辦旅館名稱也用於民間旅館名稱。官辦的“館”稱“四方館”，在官辦的驛、館、邸中主要用於接待外國使臣的食宿接待場所，並多設於州府內。如隋建於洛陽建國門外，歸典蕃署執掌的“四方館”；唐建於長安，隸屬中書省的“四方館”。驛則多設於城郊和驛路上，驛除具有“館”的功能外，還兼有傳遞信息的功能。唐時，館的規格不及驛高，館一般隻能稱作“客館”、“賓館”、“館第”，而驛可稱作“館驛”、“驛亭”。館經欽準可升格為驛。如《唐會要》載寶曆二年 (826年)，山南西道有三館升格為驛：“甘泉館”升格為“懸泉驛”, “駱駝蔫館”升格為“武興驛”, “阪下館”升格為“右界驛”。邸則主要用於接待外蕃使臣。
“旅館”一詞最早見於南朝，屬於民間開辦的旅店。南朝宋人謝靈運在《遊南亭》詩中有：“久痗昏苦，旅館眺郊岐。”到唐代，“旅館”大量出現。高適的《除夜作詩》有：“旅館寒燈獨不眠，客心何事轉悽然。”戴書倫在《除夜宿石頭驛》詩中有“旅館誰相問，寒燈獨可親”的詩句。杜牧在《旅宿》詩中也有“旅館無良伴，凝情自悄然”。
唐代“大曆十才子”之一的耿溈在《下邽客舍喜孫主簿鄭少府見過》詩中的“簫條旅館中，寂曆曙更籌，不是仇梅至，何人問百憂”也描述了唐時民間“旅館”的出現與發展。除旅館外，民間開辦的館還有“侯館”。韓愈的“府西三百裏，候館同魚鱗”詩從另一個側麵說明了當時民間旅館的繁盛。
“館”在宋、遼、金、元時是與“驛”同級的國賓館，並以“四方館”稱之。宋時朝廷對“館”較前朝愈予重視。據《揮塵後錄》載，宋太祖曾詔令各地“置公使庫，使遇過客，必館置供饋，欲使人無旅寓之歎”。因而北宋南宋都有規模較大的“館”。
如北宋建於都城汴梁的“四方館”，南宋建於臨安的“四方館”都是當時接待各國使臣的國賓館。此外還有專接各地使臣的“館”，如北宋梁門外安州巷的“同文館”專接高麗使者；“瞻雲館”專接南藩使臣；“班荊館”專接遼使。“契丹每歲國使人宋境，宋常遣參官內職各一人，館伴迓於班荊館，……又令近臣餞於班荊館。”南宋臨安城外的“班荊館”則專接北使。
北朝如此，南朝亦然。南朝都城建康也有招待高麗使者的“顯仁館”。《建康地誌》載：“顯仁館在江寧縣東南五裏青溪中橋東湘宮巷，下古高麗使處。”盡管如此，“館”作為南北朝統治者接待各路使者的場所，卻不如前朝興盛，並呈衰落趨勢。
逆旅既為牟利者所設，以當時人之見，自未可以舍貴賓，國家賓館既不修，士大夫家又無複館客之事，故使節往來，江南多以僧寺停客，即貴人亦有寓居僧寺者。
“館”在隋唐時既用於官辦旅館名稱也用於民間旅館名稱。官辦的“館”稱“四方館”，在官辦的驛、館、邸中主要用於接待外國使臣的食宿接待場所，並多設於州府內。如隋建於洛陽建國門外，歸典蕃署執掌的“四方館”；唐建於長安，隸屬中書省的“四方館”。驛則多設於城郊和驛路上，驛除具有“館”的功能外，還兼有傳遞信息的功能。唐時，館的規格不及驛高，館一般隻能稱作“客館”、“賓館”、“館第”，而驛可稱作“館驛”、“驛亭”。館經欽準可升格為驛。如《唐會要》載寶曆二年 (826年)，山南西道有三館升格為驛：“甘泉館”升格為“懸泉驛”, “駱駝蔫館”升格為“武興驛”, “阪下館”升格為“右界驛”。邸則主要用於接待外蕃使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