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夏末，我曾多次越過“歐洲聯盟邊境”，涉足那座城中之城——現代社會的政治經濟體製羅網之中極為罕見的一塊飛地。我在普舍爾大街的一處非主流產品攤位，以不菲的價格收購了上述封套裏的唱片——“索尼音樂”於2001年出品的公社同名音樂合輯。
克裏斯蒂安尼亞的“自由”曆史源於1971年，時值大西洋兩岸的嬉皮運動如花怒放的歲月。經曆了20世紀60年代最初的忤逆，天真且可愛的造反者們初步掌握了無政府主義思想武器，明白了不僅要攻擊資本主義製度，更要攻擊資本主義的權力源頭：法律、權威以及國家。忤逆的形式，亦從早期“想象即革命”式玩世不恭與沉思冥想，轉變為將“做自己的事”與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的“大拒絕”思想相融合，反對一切出賣身體與自由以換取工資的“無意義工作”的行動，拒絕因襲“缺乏否定、批判和想象能力”的“單向度的人”的生命軌跡。他們開始占領一些“過剩的”建築物，在大城市縫隙間設立群居據點，以期創造出替代現存製度的生活環境。
自由城的基址，雖然被稱作港區，卻距離哥本哈根心髒地帶——丹麥議會——僅一英裏之遙。議會所在的建築，屬於哥本哈根市內最古老的宮堡——克裏斯蒂安堡。該堡曾為丹麥國王的宮殿，以其為核心的區域，正是這座北歐都會的發源之地。建於17世紀前半葉的歐洲最古老的證券交易中心也在議會左近——它可以被視作嬉皮士們所反對的資本主義製度的早期蒸汽機——磚紅色的立麵與銅綠色的屋頂之上，四條龍尾相與纏繞、盤旋而上，上有三頂皇冠，分別代表丹麥、瑞典和挪威，合為象征北部海洋霸主的尖塔一尊。
我第一次造訪哥本哈根，是在2002年。當時並不知道克裏斯蒂安尼亞自由城的存在，卻對議會充滿興趣，因為它的大門幾乎在任何時候都是敞開的。這是包容性的民主政治的空間體現。我可以旁若無人地長驅而入，直至花園與圖書館，直至圖書館前的存在主義之父——索倫·克爾愷郭爾的雕像。這位一生從未謀求任何職業、僅靠遺產生活、專事宗教哲學著述的哥本哈根之子，堪稱不做“無意義的工作”之先驅。雖然他隻專注於“做自己的事”，卻使得歐洲哲學的發展產生了方向性的轉折——哲學研究的對象可以不再是抽象的客觀存在，而是具體的個人存在，亦即孤獨的、非理性的活生生的“存在”，由激情、決定和行動組成，其中沒有任何一個範疇能夠被思維所窮盡，卻注定被經曆。克爾愷郭爾並不否認客觀真理的存在，但認為它們與個體的生存漠不相關，而主觀真理卻對存在者至關重要，比如倫理觀點與宗教評價。然而，克爾愷郭爾又認為主觀真理不能被言說，因為即便被說出，也無法直接被理解，而是隻能經由暗示、影射、誇大、淡化、謊報、取笑、詩化甚至忽視進行間接傳達。他認為黑格爾導致了整整一代人思想生活的非人性化。黑格爾的辯證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意味著任何事物都是它自身的對立麵，取消了非此即彼的選擇，因而否定了自由——人類生存的本質。克爾愷郭爾“做自己的事”的目的，並不是發展全新的認識論，也不是創建全新的形而上學體係，而是希望創造一種全新的人類——能夠把握自己的自由，並且創造自己的命運。由是觀之，克裏斯蒂安尼亞自由城的思想源頭，似乎就在這一英裏之外，盡管某些居民可能並未意識到這一點。
2004年夏末，我曾多次越過“歐洲聯盟邊境”，涉足那座城中之城——現代社會的政治經濟體製羅網之中極為罕見的一塊飛地。我在普舍爾大街的一處非主流產品攤位，以不菲的價格收購了上述封套裏的唱片——“索尼音樂”於2001年出品的公社同名音樂合輯。
克裏斯蒂安尼亞的“自由”曆史源於1971年，時值大西洋兩岸的嬉皮運動如花怒放的歲月。經曆了20世紀60年代最初的忤逆，天真且可愛的造反者們初步掌握了無政府主義思想武器，明白了不僅要攻擊資本主義製度，更要攻擊資本主義的權力源頭：法律、權威以及國家。忤逆的形式，亦從早期“想象即革命”式玩世不恭與沉思冥想，轉變為將“做自己的事”與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的“大拒絕”思想相融合，反對一切出賣身體與自由以換取工資的“無意義工作”的行動，拒絕因襲“缺乏否定、批判和想象能力”的“單向度的人”的生命軌跡。他們開始占領一些“過剩的”建築物，在大城市縫隙間設立群居據點，以期創造出替代現存製度的生活環境。
自由城的基址，雖然被稱作港區，卻距離哥本哈根心髒地帶——丹麥議會——僅一英裏之遙。議會所在的建築，屬於哥本哈根市內最古老的宮堡——克裏斯蒂安堡。該堡曾為丹麥國王的宮殿，以其為核心的區域，正是這座北歐都會的發源之地。建於17世紀前半葉的歐洲最古老的證券交易中心也在議會左近——它可以被視作嬉皮士們所反對的資本主義製度的早期蒸汽機——磚紅色的立麵與銅綠色的屋頂之上，四條龍尾相與纏繞、盤旋而上，上有三頂皇冠，分別代表丹麥、瑞典和挪威，合為象征北部海洋霸主的尖塔一尊。
我第一次造訪哥本哈根，是在2002年。當時並不知道克裏斯蒂安尼亞自由城的存在，卻對議會充滿興趣，因為它的大門幾乎在任何時候都是敞開的。這是包容性的民主政治的空間體現。我可以旁若無人地長驅而入，直至花園與圖書館，直至圖書館前的存在主義之父——索倫·克爾愷郭爾的雕像。這位一生從未謀求任何職業、僅靠遺產生活、專事宗教哲學著述的哥本哈根之子，堪稱不做“無意義的工作”之先驅。雖然他隻專注於“做自己的事”，卻使得歐洲哲學的發展產生了方向性的轉折——哲學研究的對象可以不再是抽象的客觀存在，而是具體的個人存在，亦即孤獨的、非理性的活生生的“存在”，由激情、決定和行動組成，其中沒有任何一個範疇能夠被思維所窮盡，卻注定被經曆。克爾愷郭爾並不否認客觀真理的存在，但認為它們與個體的生存漠不相關，而主觀真理卻對存在者至關重要，比如倫理觀點與宗教評價。然而，克爾愷郭爾又認為主觀真理不能被言說，因為即便被說出，也無法直接被理解，而是隻能經由暗示、影射、誇大、淡化、謊報、取笑、詩化甚至忽視進行間接傳達。他認為黑格爾導致了整整一代人思想生活的非人性化。黑格爾的辯證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意味著任何事物都是它自身的對立麵，取消了非此即彼的選擇，因而否定了自由——人類生存的本質。克爾愷郭爾“做自己的事”的目的，並不是發展全新的認識論，也不是創建全新的形而上學體係，而是希望創造一種全新的人類——能夠把握自己的自由，並且創造自己的命運。由是觀之，克裏斯蒂安尼亞自由城的思想源頭，似乎就在這一英裏之外，盡管某些居民可能並未意識到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