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原的意義在於他是中國當代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形式主義者，他第一次在實踐意義上表現了對小說的審美精神和文本的語言形式的全麵關注，並把文學的本體構建當做了自己小說創作的絕對目標。雖然，在中國的文論話語體係中，“形式主義”並不是一個肯定性的正麵範疇。但是馬原為“形式主義”翻案、正名的決心非常堅決。他意識到“形式”是一個突破口，它最具有“視覺”效果，最能夠以感性而直觀的方式回應人們對“現代性文學”形象的期待，也最能夠擺脫與意識形態的正麵衝突。因此，把“形式”極端化而上升為“形式主義”是馬原最重要的文學策略。正是借助於極端的“形式主義”，馬原的小說具有了“先鋒性”，它不僅與傳統的文學截然有別，而且與其時大紅大紫的新時期主流文學也格格不人。用李劫的話說：“馬原的形式主義小說向傳統的文學觀念和傳統的審美習作了無聲而又強有力的挑戰。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原的形式主義小說，乃是先鋒文學最具實質性的成果。這種形式主義小說的確立，將意味著中國先鋒文學的最後成形和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曆史性轉折的最後完成。”這樣的評價在今天看來，不免有點誇張，但是在那樣的時代卻是再自然不過了，在文學界對“現代性文學”普遍的焦慮和狂熱的期待中，馬原正是那個想象中早該來到的“果實”，盡管有點青澀，盡管有點“難J懂”，但是大家還是如獲至寶，覺得非常解渴。這就是告別了舊時代的現代性的文學，這就是自由的獨立的文學，這就是富有創造性的文學，這就是脫離了意識形態性和政治性的文學，這就是走向世界的文學，這就是我們所追求和需要的文學。總之，馬原提供了關於“現代性”文學的“樣板”，回應了“什麼是現代性文學”的問題，也滿足了那個時代關於“現代性文學”的所有想象。他是當之無愧的“文化英雄”，多年之後回想起來，馬原自己也難免洋洋得意，“先鋒小說實際是繼承了西方小說二十世紀第一個十年開始的現代派運動，就是小說從‘寫什麼’轉向‘怎麼寫“是小說形式和觀念上的一場革命”。
馬原的聰明之處在於，他並不僅僅把“形式主義”停留在形而上和觀念層麵上，而是力圖把“形式主義”落實到“技術”和“操作”層麵上，這就使得馬原式的先鋒小說不僅“好看”，而且還有了表演性和示範性，這對於急於擺脫舊的文學枷鎖，而又對新的文學圖式感到茫然的中國作家來說，無疑是一劑良藥。馬原不僅展示了什麼是“現代性”的先鋒文學，而且還教會了人們如何去實踐這種先鋒文學的方式。“怎麼寫”是馬原小說形式主義話語的核心。他對“敘述”的發現和強調，對虛構的重視，都標誌著一種嶄新的文學觀的誕生。在這種文學觀中，“寫什麼”變得不再重要，與“寫什麼”有關的在中國主流文學理論中有舉足輕重地位的真實性問題、內容與形式的關係問題、生活的源泉問題等等都逐步被消解了。而“元虛構”、拚貼式結構、語言的自我指涉、神秘性和偶然性的風格等“技術”性因素開始上升為小說的主體，中國新時期文學從此開辟了一條“另類的線索”。
馬原的意義在於他是中國當代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形式主義者，他第一次在實踐意義上表現了對小說的審美精神和文本的語言形式的全麵關注，並把文學的本體構建當做了自己小說創作的絕對目標。雖然，在中國的文論話語體係中，“形式主義”並不是一個肯定性的正麵範疇。但是馬原為“形式主義”翻案、正名的決心非常堅決。他意識到“形式”是一個突破口，它最具有“視覺”效果，最能夠以感性而直觀的方式回應人們對“現代性文學”形象的期待，也最能夠擺脫與意識形態的正麵衝突。因此，把“形式”極端化而上升為“形式主義”是馬原最重要的文學策略。正是借助於極端的“形式主義”，馬原的小說具有了“先鋒性”，它不僅與傳統的文學截然有別，而且與其時大紅大紫的新時期主流文學也格格不人。用李劫的話說：“馬原的形式主義小說向傳統的文學觀念和傳統的審美習作了無聲而又強有力的挑戰。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原的形式主義小說，乃是先鋒文學最具實質性的成果。這種形式主義小說的確立，將意味著中國先鋒文學的最後成形和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曆史性轉折的最後完成。”這樣的評價在今天看來，不免有點誇張，但是在那樣的時代卻是再自然不過了，在文學界對“現代性文學”普遍的焦慮和狂熱的期待中，馬原正是那個想象中早該來到的“果實”，盡管有點青澀，盡管有點“難J懂”，但是大家還是如獲至寶，覺得非常解渴。這就是告別了舊時代的現代性的文學，這就是自由的獨立的文學，這就是富有創造性的文學，這就是脫離了意識形態性和政治性的文學，這就是走向世界的文學，這就是我們所追求和需要的文學。總之，馬原提供了關於“現代性”文學的“樣板”，回應了“什麼是現代性文學”的問題，也滿足了那個時代關於“現代性文學”的所有想象。他是當之無愧的“文化英雄”，多年之後回想起來，馬原自己也難免洋洋得意，“先鋒小說實際是繼承了西方小說二十世紀第一個十年開始的現代派運動，就是小說從‘寫什麼’轉向‘怎麼寫“是小說形式和觀念上的一場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