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精致前衛的“技術化”風格。這以李洱的《花腔》為代表。在我看來，這是一部完美地體現了新潮小說解構敘事成就的小說，也是一部風格上相當成熟的小說。它以厚實、凝重的內涵和新穎的藝術探索給我們強烈的震撼與衝擊，這種震撼與衝擊既是藝術上的，又是思想上的。某種意義上，它標誌著一個藝術超越過程的完成，代表了新生代作家長篇小說創作的一個新高度。《花腔》有著非常好看的故事，葛任與冰瑩的愛情是小說的一條基本線索，而葛任的“生與死”則是小說的結構中心。在這裏，愛與恨、善與惡、陰謀與背叛、朋友與敵人、政治與曆史、真實與荒誕……彼此糾纏彼此衝撞，被作家演繹得蕩氣回腸、驚心動魄。而也正是在這個蕩氣回腸、驚心動魄的故事中，李洱完成了對於“曆史”的解構。葛任在“二裏崗戰役”的“犧牲”是“曆史敘事”的邏輯前提，它賦予葛任“英雄”的身份，同時也賦予曆史合理性。但是葛任“死而複活”的消息卻徹底顛覆了這既成的曆史秩序，於是，為了維護曆史的合法性，延安、軍統等各路力量紛紛奔向大荒山，他們希望的是葛任的“重新死去”。小說驚心動魄的思想力量可以說就在於對“謀殺”葛任“合法性”的揭示上。所有的人都以“拯救”的麵目來到了大荒山，但他們在乎的是葛任的“名節”、曆史的“秩序”，而不是他的“生命”。因此，小說中我們看到葛任似乎有很多次逃出的機會，但多被有意“延宕”了。我們看到了曆史以“正義”、“革命”、“友誼”等堂皇的名義對一個人的“謀殺”，但荒誕的是最具“謀殺”合法性的卻是日本人川井，是他維護了葛任與“曆史”的雙重“名節”。另一方麵，《花腔》在敘事上也體現了非常高的水準。小說共三部，主要由三個主人公白聖韜、趙耀慶、範繼槐的講述構成，他們成了小說重要的敘事主體。作為“曆史”的親曆者，他們提供了“曆史”的感性的、毛茸茸的一麵，但是他們的敘述仍然隻是曆史的一種可能性。因為呈現在他們話語中的曆史固然不乏某種真實性，但他們的“花腔”卻又有著明顯的自我“偽飾”的成分。因此，小說中，作者又貫穿了另一條更重要的敘事線索那就是對他們“花腔”的辨偽、考證、注釋和補充。兩條線索，兩種語言，平行發展，彼此互文，構築了一種奇特的開放性文體。前一條線索具有某種“曆史敘事”或“時間敘事”的特征，而後一條線索則超越曆史和時間，具有形而上的拷問意味。小說引用了大量的典籍、史料和回憶文本，它們與主體的敘述段落構成某種“證實”或“證偽”關係，而“曆史”就在這樣一種“證實”與“證偽”中既得到了呈現，又得到了解構。在這樣的敘事中，我們越是接近了曆史的“真實”，我們就越是感受到了曆史的殘酷，我們越是走近了人物的內心，我們就越是能感受到人在曆史麵前的無奈。葛任、冰瑩、白聖韜、範繼槐、田汗、趙耀慶等各色人物都可以說是存活在特定的“曆史語境”裏麵，作家很少對人物進行意識形態或善惡判斷，而是盡可能地讓他們在曆史的軌道上自我表演。他們的人性與他們的政治、曆史麵具也許是矛盾的、脫節的，但這正是他們的真實，他們與曆史其實是互相塑造、互相建構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能理解葛任對於死亡的態度，實際上，他不是死於別人之手，而是死於洞透曆史本質後深深的絕望。在這個意義上，眯想，如果作家不把葛任處理成一個垂死的病人，藝術效果將會更好，其對曆史的批判與解構也會更有力量。此種風格在《愛人同誌》、《民間故事》等小說中也有出色的表現。
其二，精致前衛的“技術化”風格。這以李洱的《花腔》為代表。在我看來，這是一部完美地體現了新潮小說解構敘事成就的小說，也是一部風格上相當成熟的小說。它以厚實、凝重的內涵和新穎的藝術探索給我們強烈的震撼與衝擊，這種震撼與衝擊既是藝術上的，又是思想上的。某種意義上，它標誌著一個藝術超越過程的完成，代表了新生代作家長篇小說創作的一個新高度。《花腔》有著非常好看的故事，葛任與冰瑩的愛情是小說的一條基本線索，而葛任的“生與死”則是小說的結構中心。在這裏，愛與恨、善與惡、陰謀與背叛、朋友與敵人、政治與曆史、真實與荒誕……彼此糾纏彼此衝撞，被作家演繹得蕩氣回腸、驚心動魄。而也正是在這個蕩氣回腸、驚心動魄的故事中，李洱完成了對於“曆史”的解構。葛任在“二裏崗戰役”的“犧牲”是“曆史敘事”的邏輯前提，它賦予葛任“英雄”的身份，同時也賦予曆史合理性。但是葛任“死而複活”的消息卻徹底顛覆了這既成的曆史秩序，於是，為了維護曆史的合法性，延安、軍統等各路力量紛紛奔向大荒山，他們希望的是葛任的“重新死去”。小說驚心動魄的思想力量可以說就在於對“謀殺”葛任“合法性”的揭示上。所有的人都以“拯救”的麵目來到了大荒山，但他們在乎的是葛任的“名節”、曆史的“秩序”，而不是他的“生命”。因此，小說中我們看到葛任似乎有很多次逃出的機會，但多被有意“延宕”了。我們看到了曆史以“正義”、“革命”、“友誼”等堂皇的名義對一個人的“謀殺”，但荒誕的是最具“謀殺”合法性的卻是日本人川井，是他維護了葛任與“曆史”的雙重“名節”。另一方麵，《花腔》在敘事上也體現了非常高的水準。小說共三部，主要由三個主人公白聖韜、趙耀慶、範繼槐的講述構成，他們成了小說重要的敘事主體。作為“曆史”的親曆者，他們提供了“曆史”的感性的、毛茸茸的一麵，但是他們的敘述仍然隻是曆史的一種可能性。因為呈現在他們話語中的曆史固然不乏某種真實性，但他們的“花腔”卻又有著明顯的自我“偽飾”的成分。因此，小說中，作者又貫穿了另一條更重要的敘事線索那就是對他們“花腔”的辨偽、考證、注釋和補充。兩條線索，兩種語言，平行發展，彼此互文，構築了一種奇特的開放性文體。前一條線索具有某種“曆史敘事”或“時間敘事”的特征，而後一條線索則超越曆史和時間，具有形而上的拷問意味。小說引用了大量的典籍、史料和回憶文本，它們與主體的敘述段落構成某種“證實”或“證偽”關係，而“曆史”就在這樣一種“證實”與“證偽”中既得到了呈現，又得到了解構。在這樣的敘事中，我們越是接近了曆史的“真實”，我們就越是感受到了曆史的殘酷，我們越是走近了人物的內心，我們就越是能感受到人在曆史麵前的無奈。葛任、冰瑩、白聖韜、範繼槐、田汗、趙耀慶等各色人物都可以說是存活在特定的“曆史語境”裏麵，作家很少對人物進行意識形態或善惡判斷，而是盡可能地讓他們在曆史的軌道上自我表演。他們的人性與他們的政治、曆史麵具也許是矛盾的、脫節的，但這正是他們的真實，他們與曆史其實是互相塑造、互相建構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能理解葛任對於死亡的態度，實際上，他不是死於別人之手，而是死於洞透曆史本質後深深的絕望。在這個意義上，眯想，如果作家不把葛任處理成一個垂死的病人，藝術效果將會更好，其對曆史的批判與解構也會更有力量。此種風格在《愛人同誌》、《民間故事》等小說中也有出色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