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對於新時期中國文學來說，如何突破意識形態語境建構獨立、自由而合法的話語空間，就是其現代性意識萌芽的標誌。這第一步是由尋根文學首先邁出去的。尋根文學在新時期籠罩性的現代化狂熱中，作出了一種反向的選擇，它以對民族傳統文化的歸附而彰顯了與時代主潮的距離，並在話語方式上以“晦澀難懂”的風格與時代話語形成了巨大落差，“尋根文學已經自覺開始了對於現實和政治i W，性的偏離，當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在現代化焦慮中徘徊時，文學以‘向後轉’的方式完成了與現實、政治主潮的背離，並真正開始了對文學主體現代化的思索以及對獨立文學品格的建樹，在這裏尋根文學既顯示了其文化的自覺，又更顯示了其藝術的自覺。而後者對新時期中國文學來說，顯得尤其重要。”當然，對尋根文學來說，它雖然在話語層麵上對文學獨立性的營構有重要突破，但在意識形態層麵上其與意識形態的“合謀”仍然有目共睹，它之所以能在80年代中期成為一個龐大的潮流，顯然與它迎合了主流意識形態對現代化潮流中西方價值觀的警J踢和現代化負麵影響的憂慮不無關係。但不管怎樣，尋根文學在“形式上的探索”仍然值得重視，它讓我們看到了難J懂的另類的形式，並終於在中國文學的沉重天宇中打開了一個缺口，它對於中國文學的象征意義和啟示意義是要遠遠大於它的實際成就的。
在這樣的背景中，先鋒小說迎來了登場的機遇。先鋒小說的使命就是在尋根文學的基礎上，開辟真正脫離意識形態話語控製的“純文學空間”，並提供與舊的文學圖式徹底告別的能滿足時代對於文學現代性想象的嶄新的“現代化文學圖景”。但是，對於先鋒小說來說，它遇到的首要質疑就是關於它的命名。什麼是先鋒？怎樣的先鋒？這是至今都難以說清的問題。事實上，長期以來，“先鋒小說”正是作為一個其具體所指和含義被懸置了的空洞能指被談論的。雖然，在通常和普遍的意義上，“先鋒小說”指的是八五年以後馬原、洪峰、蘇童、餘華、格非、北村、呂新、孫甘露、葉兆言、潘軍、楊爭光等一批作家的寫作。餘華對先鋒小說的定義也是，“我認為是從1986年到1988年的文學運動，從莫言、馬原、殘雪，到我、格非、蘇童完成的。”但在實際的文學進程中，許許多多的文學作品、文學現象和不同風格的作家都被籠統地歸人“先鋒小說”的名下而失去了必要的區分和厘定，而“新潮小說”、“實驗小說”、“探索小說”、“形式主義小說”等混亂的命名則更是加劇了其複雜性。比如，80年代初王蒙、宗璞等的意識流小說，劉索拉、徐星等的“偽現代派”小說在其產生之初也都曾有過“先鋒”意義上的命名，更不要說後來的莫言、殘雪等人的創作了。而90年代以後，許多新生代作家的創作也都有過在“先鋒”名義下被談論的待遇。
顯然，在中國的文學語境中，“先鋒”某種意義上並不是一個內涵穩定、所指明確的範疇，而是對於所有那些試圖掙脫舊的文學圖式和文學形態的文學努力的肯定與期待，它是一個假定性、期待性的烏托邦化的命名，但它又並不是一個隨隨便便的命名，它代表了那個時代文學的最高榮譽，代表了我們對於“純文學”的最高想象與衝動。正如吳亮所說的：“先鋒小說事實上並未成為一種文化思潮或傾向，它不過散見在彼此無關的文字空間裏，人們隻是由於抽象地習慣，才把它們從不同的文字空間裏提取出來，然後彙成一個想像中的運動或整體潮向。”因此，它既是一種文學現象，又是一種審美思潮，同時還是一種精神狀態。從精神層麵來說，“先鋒”主要是指一種不斷創新求變的思維方式和反叛的藝術精神。對於意識形態話語、習見的藝術規則、占統治地位的審美趣味以及主流的文學秩序的反叛應該是其核心原則。在這個意義上，“先鋒小說”與西方文學史上的所謂先鋒派有相似之處，反對偶像崇拜、強烈的革命色彩、就父意識和挑釁性，使其在新時期小說中有著驚世駭俗的“另類”意味。正如趙毅衡所概括的：“先鋒文學與社會文化價值永遠處於對立地位：主流價值取向趨利務實、中庸平衡、安定團結，文藝貴突破求新、過猶不及、顛覆秩序、無惡不作。”審美思潮層麵來說，對於文學與生活關係、文學與人的關係顛覆，語言和形式的崇拜，非道德主義、非理性主義、非本質主義、非曆史主義的文學觀與世界觀，也都帶來了中國文學麵貌的根本改變。而從現象層麵來說，“先鋒小說”不過是中國文學史上無數次的“造神”運動的變種，人們試圖通過對一種陌生、難J懂而又神秘的文學形態的敬畏，來逃離文學的現實，並在虛妄的意義上假定文學的新生和“獲救”，這種烏托邦式的想象並不是建立在對先鋒小說的真實理解基礎上的，相反，它使“先鋒小說”日益空洞化和不及物，直至被簡化成了一種標簽和符號。這大概也是一種謀殺，先鋒小說在敬仰的目光中“英雄般”地死去，仿佛經曆了一個插曲，文學很快又回到了老路。這一幕在中國文學史上曾無數次地上演過，我們一點都不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