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禮樂文明關注人格的養成，這種人格是一種道德的人格，而不是勇士或智者的人格，這規範了日後中華民族的基本目標，即修養成為道德高尚的人。祭公謀父在勸諫好戰的周穆王時，就指出：“先王耀德不觀兵。……昔我先王世後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弗欣喜。”（《國語·周語上》）這裏指出了勇武的不足用和戰爭的不當用，而認為周之所以能王天下就在於代代君王能自修德行，進而使天下之人皆心向往之。所以，在周人的思想中，道德人格是最高的人格，禮樂文明就是為了更好地培養道德人格而設計的。
其次，禮樂文明注重外在行為規範和內在心理情感的協和，這就規定了後世中華民族內在化傾向中身心並重的基本理路。禮樂文明在當時的情況下，主要是針對士大夫以上的統治階層的，而按照周代的認識，一個合格的統治者必須是個有德的人，而德和禮之間有天然的聯係，禮是德的節文，古代有德者的一切正當行為的方式彙集下來便成為後代的禮。因此一個統治者，外在的行為和儀止應當是遵循、符合禮製規範的，內在的心靈則應當是敬天、崇德、愛民而寡欲的，也就是說，一個統治者必須內外、身心都是優良的。
再次，禮樂文明作為“以德配天”思維下的具體方法，實際上具有超越的指向，即通過禮樂文明養成的人、始終依照禮樂文明生活的人，就是有德的人、至德的人，而這樣的人就可以向上通達於天。因此，正如餘敦康先生指出的，在周人的思想中“天與人是可以合一的，隻要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遵守製度化的交通規則，通過理性認識和品德修養的雙重努力，就能把人的世界提升到神的世界”。
禮樂文明在春秋時期得到了進一步的推進，尤其是當時代的現實變為“禮崩樂壞”之後，禮樂的有效性、正當性、合理性何在，成了人們探討的最主要問題。針對禮樂文明的有效性問題，曹劌指出：“夫禮，所以整民也。”（《左傳·莊公二十三年》）禮樂對於政治和社會生活有著重要的作用，因為它是用來協調民眾、使生活和諧的最佳方法。因此，當時的士大夫階層都認為，要想改變春秋之衰世的現狀，需要恢複禮樂之治，但他們也大都認識到，簡單地從典章製度上恢複周禮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樣的恢複隻是徒有其表、無有其實的。因此，必須重新為禮樂文明賦予內涵與深意，並重新在人心中建立起禮樂文明的根基。應當說，這條思路對後來孔子的以仁統禮進而達到仁禮雙彰的思想，有著重要影響。
首先，禮樂文明關注人格的養成，這種人格是一種道德的人格，而不是勇士或智者的人格，這規範了日後中華民族的基本目標，即修養成為道德高尚的人。祭公謀父在勸諫好戰的周穆王時，就指出：“先王耀德不觀兵。……昔我先王世後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弗欣喜。”（《國語·周語上》）這裏指出了勇武的不足用和戰爭的不當用，而認為周之所以能王天下就在於代代君王能自修德行，進而使天下之人皆心向往之。所以，在周人的思想中，道德人格是最高的人格，禮樂文明就是為了更好地培養道德人格而設計的。
其次，禮樂文明注重外在行為規範和內在心理情感的協和，這就規定了後世中華民族內在化傾向中身心並重的基本理路。禮樂文明在當時的情況下，主要是針對士大夫以上的統治階層的，而按照周代的認識，一個合格的統治者必須是個有德的人，而德和禮之間有天然的聯係，禮是德的節文，古代有德者的一切正當行為的方式彙集下來便成為後代的禮。因此一個統治者，外在的行為和儀止應當是遵循、符合禮製規範的，內在的心靈則應當是敬天、崇德、愛民而寡欲的，也就是說，一個統治者必須內外、身心都是優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