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無數的人才精英擠入仕做官這唯一的獨木橋上時，你爭我奪，爾虞我詐，甚至刺刀見紅，競爭自然殘酷絕倫。這種沒有底線的生存鬥爭中，一般隻有厚黑者勝出，而恪守崇高道德『操』守者，如果不以“外圓內方”的姿態順應官場文化和通行的潛規則，鮮有不被淘汰者。其結果是，人們總能看到，人格高尚的人往往要敗人格低下的人手裏；受教育程度高的往往要敗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手裏；說真話的人往往要敗說假話的人手裏。
這就是“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能華夏官場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
華夏人向來有通過窩裏鬥而內耗掉自己的民族精英的老傳統，其窩裏鬥的血腥殘酷『性』與大規模地糟蹋本民族拔尖人才的現象為世所僅見。通常人們往往簡單地把它歸結為民族的劣根『性』，似乎這隻是華夏人所特有的原罪。『毛』澤東就有一句家喻戶曉的名言：“華夏有六億人口，不鬥行嗎”？為什麼窩裏鬥華夏千百年來代代不息沒有窮期，為什麼華夏人會產生“與人鬥其樂無窮”的怪異思維？
唯一的答案是“製度”使然。世界上隻有劣等的製度，而沒有劣等的民族。
華夏曆史上一直是個農業大國。人口多，產業少，發財的機會少，大家都準饑餓線上苦巴巴地過日子，向有限的資源取生活資料。仕農工商的社會序列中，人們常說，“同行是冤家”，一個別人的成功就是自己失敗的“零和博弈”的社會，這確實是一個真理。如果一百個人中每一個人都有一個不同的發財或發展機會，那麼由於勞動分工多樣，他們會相安無事，彼此間還會互惠互利；而如果一百個人卻隻有一個發財或發展機會，他們就必然不得不為此赤膊上陣，大打出手。民間形象的說法就是“槽裏無食豬拱豬”。社會財富存量一定的情況下，參與分配者愈多，則競爭愈激烈，這乃是從古至今華夏社會政治鬥爭慘烈萬分，宦海官術出神入化，社會周期動『蕩』不寧，人民貧窮愚昧的根本症結之所。從這個角度看當今的國家政策取向，大家就很容易理解，舉國上下各級『政府』無一例外全都那裏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動力究竟是怎麼回事了。
人身控製和人身依附的製度『性』後果，使個人既無**的政治地位，又無**的經濟地位，即使一度獲得的物質利益也是不穩定的，隨時可國家的暴力機器麵前化為烏有，華夏曆代的開國功臣的悲劇正是根源於此。
漫長的華夏曆史上，像韓信、白起、伍子胥、文種等等，都是人們熟悉的有名的良將或謀臣，為其效忠的帝王都立下過汗馬功勞，然而，他們的結局都很悲慘，功蓋天下卻無生存的權利。這一類“功蓋天下者不賞，勇略震主者身危”的悲劇充斥於華夏曆史，與傳統的華夏社會共始終。為什麼他們都逃不脫“兔死狗烹”的悲慘命運？答案就是人身依附的製度安排使所有的人都是弱勢群體。沒有受法律保障的人身自由，沒有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權，華夏已往的曆史中，除皇帝一人之外，任何人都無法成為自由人。其實，就當代政治學的定義而言，華夏的皇帝們也不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自由人。
即使當今華夏，人們總是抱怨知識分子缺少風骨。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說的就是華夏知識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歸根結蒂，導致華夏的知識分子永遠扮演這一悲劇『性』角『色』的罪魁禍首，就是官出上級和國家壟斷了利益供給的製度安排。
自秦始皇統一華夏之後，華夏知識分子就變成了依附**政權之上的“『毛』”。一個『政府』是唯一雇主的社會，一個人一旦被『政府』列入黑名單，就隻能毫無反抗地任其處置。因之，這種社會，所謂士人的**人格，所謂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人身自由等等隻能是癡人說夢。
華夏沒有合法的反對派存的空間，沒有西方國家的所謂隨時可以接管『政府』的“影子內閣”，當社會出現重大危機時，不可能有現成的替代品替代原有的秩序提供者，以維持秩序，實現權力的和平轉移、『政府』的平穩過度和替，唯有打碎現有的國家機器，付出昂貴的代價後重建社會秩序。華夏的近代的國家製度，其實是一種沒有刹車裝置的製度，一旦破壞機製被暴力強者所啟動，終將不可挽回地走向毀滅。
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站製度學派的立場，曾提出過製度變遷的“路徑依賴”一說。諾思認為，製度變遷存著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製。這種機製使製度變遷一旦走上某一路徑，就會以後的發展中得到不斷的自我強化。諾斯說過：“曆史表明，人們過去做出的選擇決定了其現可能的選擇”。已建立的製度會千方百計地維護自身的存，選擇某種製度容易，但放棄卻很困難。這也正是無數大陸的華夏人，看不懂寶島的華夏人社會製度轉型過程中所發生的所謂“『亂』象”的根本原因。
路徑依賴有不同的方向。一種情況是某種初始製度選定以後，具有報酬遞增的效果，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其他相關製度安排向同樣方向配合，導致有利於經濟增長的進一步的製度變遷。這是一種良『性』的路徑依賴。另一個情況是某種製度演變的軌跡形成以後，初始製度的效率降低，甚至開始阻礙社會活動和經濟活動的活力發揮，那些與這種製度共榮和受益於該製度的組織和個人，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則會力去維護它。此時這個社會陷入製度失效的狀態，整個社會發展則陷於停滯，這就是所謂惡『性』的路徑依賴。
如果用諾斯的“報酬遞增－路徑依賴模式”來分析華夏的政治過程，可以發現華夏的政治中同樣存著報酬遞增、自我強化和路徑依賴現象。
其實，無論中外，政治活動都是集體『性』的，都有其運行成本，隻是有的成本高，有的成本低而已。政治活動受製度的約束是經常的和強烈的，其對製度的依賴『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所導致的是個人和組織均有強化既存製度的傾向。華夏，由於政治的複雜『性』和低透明度，使得從上到下的人們對政治變革行為的後果難以預料，因之，任何掌權者製度變革預期不明的情況下，草率發起製度變遷是不明智的。正是為了避免承擔因製度變革而引發的高成本，華夏的決策階層曆來傾向於維持已有的製度，即使這種製度已經處於低效狀態，這也是他們首選的保險的抉擇。這也就是為什麼導致前蘇聯解體的莽撞的戈爾巴喬夫華夏的決策層不受推崇的原因。
華夏，政治變革之難還表現，政治過程中的觀念轉變是非常困難的。華夏人無論是高踞廟堂的達官顯貴還是行走叢林草莽中的綠林好漢，當他們關於社會、關於製度、關於道德的認識一旦形成，就很難加以改變，其原因是像華夏這樣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巨型社會，其世界觀和價值觀的重建成本非常高昂。當華夏民族這樣一個超大族群對政治、對製度的一些基本看法，從意識形態到對『政府』某些基本政策一旦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理解，或對政治團體和政黨的態度一旦定型，誰要試圖加以改變是及其困難的。
考察華夏曆史很容易發現，無論誰當國家的統治者，其製訂製度和政策時，總是希望限製和遏製自己的潛後繼者繼承大統後，改變自己所信奉的那一套。這也就是華夏的憲法序言越寫越長和無論哪個高領導人都喜歡說自己所鍾情的製度趨向100年、50年不能變的原因。因為任何一個稍微有點曆史意識的政治家，他台上時總是會擔心自己政策的掘墓人將來掌權後，改變自己一手製定的治國方略。他就是為了保護自己曆史上的名聲，也會製度的設計上使現存的製度難以改變。所以，口頭上說說製度改革易，真正做起來其實非常難。華夏政治的這一特『性』，使得華夏的國家製度從一種已形成的路徑中擺脫尤為困難。常人所謂的製度比人強，形勢比人強，要表達的也就是這個意思。
華夏，尤其重要的是，政治權力的分配社會成員中是極端不平等的，當某些人居於支配他人的地位時，他們無一不傾向於利用所掌握的權力來強化自己的地位。華夏的政治競爭，自有文字記載的曆史中，我們都能看到全是“零和博弈”，即，你贏就意味著我徹底完蛋，其結果是“贏家通吃”。對於政治遊戲的任何一個玩家來說，或者是全得，或者是全失，沒有其他選擇。華夏政治博弈的這個特點，使得掌權者傾向於全力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其結果是製度的自我強化。華夏政治體製演進中的路徑依賴現象迄今依然是華夏曆史的常態，這是一個不爭的曆史事實。
非常不幸的是，華夏曆史上，所謂“凡改革者都沒有好下場”的曆史魔咒，卻是曆史的真實。要當華夏製度的變革者，非鄭南巡、蔣經國這樣的敢作敢為者，是不敢輕言政治製度的改革的。蕭宸有時候會思，從鄭老92年再次撥正華夏社會走向的曆史事實來看：若天假以年，鄭老能頭腦清醒的再活20年，他是不是會把政治改革予以重啟動並完成，而不會是以那種被扭曲的形象走進曆史。對岸的蔣經國僅僅以兩年的贖罪，就洗涮了他一生的暴虐而身後受到藍綠各黨的一致尊崇就是明證。然而不幸的是，華夏的曆史是不能假設的。今後，也不知是誰來完成數千年來華夏政治製度上未竟的偉大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