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後不久，當餘保純去付部分贖城費時，他不得不化裝，秘密會見義律。他十分擔心，如果他被人發現來交這筆錢，那就會引起一場難以控製的民眾暴亂。在人民的眼中，餘保純及其他官員已經是賣國賊了。農民們帶著對統治者的嘲笑和輕蔑，唱著：
一聲炮響，義律埋城。
三元裏被困，四方炮台打爛。
伍子垣頂上，六百萬講和。
七七禮拜。
八千斤未燒，
九九打嚇，十足輸曬。
鴉片戰爭以前，傳統的進貢觀念一直把蠻夷置於一個較低地位上，日月圍繞著這個儒學世界旋轉，那些受仁慈的皇帝恩澤的遠方夷人被規定了有限的活動範圍。但是，人們對蠻夷又並不總是像對野獸那樣感到放心，因為他們是危險的、居心叵測的。這種可怕的偏見被固定化了。與蠻夷通商使官員們不安，但把他們的活動限製在商館地區，又可以放心不少。同樣，老百姓也怕蠻夷的不可測度，可是把這些大鼻子歐洲人的行為方式加以限製，也緩和了他們的擔心。
翻開19世紀早期中國關於外國事務的文件記錄，最令人吃驚的事情之一，就是完全沒有注意外國使節的個人特點。當然，“公文”總是把特殊的東西一般化。可是，對19世紀40年代的中國政治家來說，義律、文翰或德庇時這些英國人，根本沒有名字，通常都隻稱為“夷首”。所有的外國人都是一樣——被簡單化的形象，千篇一律的麵孔，沒有個性。除了整體的特征之外，什麼也沒有。
比如，他們認為所有的夷人都是圖利的。這種看法蒙蔽了中國的政策製定者，如徐廣縉、葉名琛等人根本不能理解巴麥尊的民族尊嚴的觀念。既然貿易仍然繼續，夷商的經濟欲望都得到了滿足，為什麼還要爭辯進廣州城的事？
外國人又是不道德的、放蕩的，即所謂“淫”。每年，粵海關監督總要照例告誡夷商，不得雇用年輕的男孩子或妓女去滿足他們好色的本性。外國婦女亦不準進入商館地區。1830年4月，幾名英美婦女無先例地首次到達，幾乎釀成全麵停止通商的結果。
1841年以後，對洋人的恐懼心理代替了原來的自大心理。“概念構成”，或者如勒費弗爾所稱一種“劃一觀念”，產生了係列化的觀點，其基礎即是種族偏見。係列化——它使人們能把印象歸納為各種單位——“吸收所有的在觀念上和感情上同一氣味的東西”。在社會和群眾情緒很緊張的時代，這些係列化會產生出廣義的替罪羊，給一個紊亂的世界帶來秩序。簡言之，偏見，包括種族偏見，是能夠從我們上麵已經考察的那種觀念形式中產生的。於是，突然間，所有的猶太人都是貪婪的，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奸詐的，所有的黑人都有犯罪傾向。
蠻夷都是圖利的。從這個觀點到對經濟剝削的恐懼隻有一小步。令人驚奇的是，在很早的時候，廣州的人們就開始感到每一個外國人都在謀劃搶奪中國的財富了。
之後不久，當餘保純去付部分贖城費時，他不得不化裝，秘密會見義律。他十分擔心，如果他被人發現來交這筆錢，那就會引起一場難以控製的民眾暴亂。在人民的眼中，餘保純及其他官員已經是賣國賊了。農民們帶著對統治者的嘲笑和輕蔑，唱著：
一聲炮響，義律埋城。
三元裏被困，四方炮台打爛。
伍子垣頂上，六百萬講和。
七七禮拜。
八千斤未燒，
九九打嚇，十足輸曬。
鴉片戰爭以前，傳統的進貢觀念一直把蠻夷置於一個較低地位上，日月圍繞著這個儒學世界旋轉，那些受仁慈的皇帝恩澤的遠方夷人被規定了有限的活動範圍。但是，人們對蠻夷又並不總是像對野獸那樣感到放心，因為他們是危險的、居心叵測的。這種可怕的偏見被固定化了。與蠻夷通商使官員們不安，但把他們的活動限製在商館地區，又可以放心不少。同樣，老百姓也怕蠻夷的不可測度，可是把這些大鼻子歐洲人的行為方式加以限製，也緩和了他們的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