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老子》就呼喚大社會，小政府，天下有過多禁忌約束，人民更加貧困；有過多武器，國家就更混亂；有過多投機伎倆，怪異事物就更多，而“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國家機器越複雜，條條框框越多，盜賊越多。中國古代的法跟西方不同，主要就是刑，都是公法。而西方那些法，很多是私法，維係個人利益。說這些公法的東西越繁縟苛刻，公權力就越膨脹，私權利越得不到保障。原先這些人不犯罪，統治者都界定成犯罪了。所以偉大的統治者“聖人”說了，我順應規律而為（“我無為”），老百姓自然感化。《老子》說的無為，是無為而無不為，絕不是啥事兒也不幹，是順應規律。“我好靜，民自正，我無事，民自富，我無欲，民自樸。”說白了，統治者的行政性命令是個殺器，很容易出亂子，管得越少越好，如果管不好就別管了。
《老子》第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得交歸焉。
治大國不應該瞎折騰，應該像烹小魚一樣，要是翻騰來翻騰去，魚早爛了，所以烹飪者一定要謹慎。這國家不是想治就治的，一定要“以道蒞天下”，用道來治，順應規律來治。這樣的話天下太平，“其鬼不神”，鬼都不會鬧騰；“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不僅（“非”，不僅）其鬼不神，即使神都不傷人；不僅是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鬼神和統治者兩者都不傷害，所以德交歸於大道。
《老子》第六十三章：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天下大事必作於易，這跟儒家的修齊治平的思想，很相似。《韓非子·喻老》就用蔡桓公諱疾忌醫的故事來說明這一道理。“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統治者做的都是切實的工作，不好高騖遠，一步一個腳印，所以能成其大。
《老子》第七十八章：
聖人雲：“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社稷主，受國之垢，垢就是汙垢；天下王，受國不祥，王者擔子太重了。王者有王者的苦，百姓有百姓的樂，這就是辯證法的思想。如果聖人要是沒當過統治者，就說不出這個話來。尤其在早期國家那時代，堯舜禹作為首領，麵對的環境異常艱苦，啥都沒有，啥都你去幹，你覺得你這擔子會輕嗎？
《呂氏春秋·直諫》記載了荊（楚）文王不守王道而被笞的故事。楚文王得到茹黃的狗、宛路的箭，就用它們到雲夢去打獵，三個月都不回來。得到丹地的美女，就沉湎在淫欲中，整整一年不上朝聽政。臣子葆申說：“先王占卜讓我做太保，非常吉利。如今您得到茹黃的狗和宛路的箭，打了三個月的獵都不回來。得到丹地的美女，就沉湎在淫欲中，整整一年也不上朝聽政。您的罪應當受到鞭打。”楚文王說：“我自從離開繈褓，就列位於諸侯，您改變刑罰，不鞭打我成吧？”葆申說：“我承受先王之命，不敢廢棄。您不接受鞭打，這是不執行先王的命令啊！我寧可獲罪於您，也不獲罪於先王。”文王也隻能服從。葆申拉過來一張席子，文王趴在上麵。五十根細荊條捆在一起，葆申跪著把它放在文王背上，再拿起來，這樣兩次，然後對文王說：“您起來吧！”文王說：“反正是有了受刑的罪名，您還是真正打我一頓吧！否則滋味比這個還難受！”葆申說：“我聽說，對於君子，要使他內心感到羞恥；對於小人，要使他皮肉覺得疼痛。如果使他感到羞恥都不能改變他，那麼使他皮肉受苦又有什麼用？”葆申說完，急步離開王宮，流亡在淵裏，並請求文王治他的死罪。文王說：“這是我的過錯，葆申有什麼罪？”文王於是改正了前過，召回葆申，殺了茹黃的狗，折斷了宛路的箭，放走了丹地的美女，奮發圖強。楚文王犯的事兒，後代真算不得啥。但君主受著祖宗之法的嚴格控製，執法大臣敢打君主，是因為祖宗撐腰；祖宗之所以如此，是惡劣環境逼迫的。國家小、人口少、物資緊缺的早起國家，要供給專製君主的驕奢淫逸，是不可能的。於是在氏族部落中，就形成約束首領行為的種種嚴格規則，一旦首領的行為與“公仆”的身份背離，就得受到嚴厲的處分。
這裏《老子》就呼喚大社會，小政府，天下有過多禁忌約束，人民更加貧困；有過多武器，國家就更混亂；有過多投機伎倆，怪異事物就更多，而“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國家機器越複雜，條條框框越多，盜賊越多。中國古代的法跟西方不同，主要就是刑，都是公法。而西方那些法，很多是私法，維係個人利益。說這些公法的東西越繁縟苛刻，公權力就越膨脹，私權利越得不到保障。原先這些人不犯罪，統治者都界定成犯罪了。所以偉大的統治者“聖人”說了，我順應規律而為（“我無為”），老百姓自然感化。《老子》說的無為，是無為而無不為，絕不是啥事兒也不幹，是順應規律。“我好靜，民自正，我無事，民自富，我無欲，民自樸。”說白了，統治者的行政性命令是個殺器，很容易出亂子，管得越少越好，如果管不好就別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