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論創新方麵，至少有三方麵的研究亟待突破。一是如何將新常態理論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納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基本框架，並在框架和範式上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全麵對接；進而在全麵規範和完善理論框架體係的基礎上，形成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範式和理論體係。二是當前學術界仍然存在或全盤否定西方結構性改革理論或全麵接受新自由主義的極端化傾向。因此，如何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正確方向，在批判的基礎上吸收西方結構性改革理論的養分，也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研究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三是對於新常態理論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法論、基本概念、基本命題等研究還不夠深入，缺乏通俗化的話語體係和表達方式。這妨礙了社會各界對經濟發展新常態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麵、準確、深入理解，在落實中容易出現“跑偏”現象。深化理論研究，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體係化、係統化、通俗化，對於繼續深化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在實踐深化方麵，出現了一些亟待解決的新問題。一是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認識不夠深入，影響了改革實施效果。一些實施部門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頂層設計和內涵理解不夠到位，一些地方在推進改革中出現了簡單化、表象化、運動化的問題，沒有因地製宜、創造性地落實中央精神。二是過度依賴行政手段推進改革，難以形成供求自我平衡的良性循環機製。例如，在去產能方麵，一些煤炭和鋼鐵企業將“去產能”簡化為“去產量”，導致很多產能存在死灰複燃的可能。因此，應更多用市場機製、法治手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是重點不夠突出。一些改革沒有抓住“牛鼻子”，效果不夠明顯。例如，一些地方在去產能的過程中沒有加強對“僵屍企業”的整頓；三四線城市去庫存的力度不夠；去杠杆用力太輕；一些地方偏重“穩增長”而輕視“控風險”；等等。這些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中出現的問題，可以使我們進一步明確2017年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重點。
以習近平同誌係列重要講話精神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思想與行動指南
習近平同誌在2016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體學習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五次會議上的重要講話，大大豐富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內涵，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和實踐創新提供了思想與行動指南。
進一步豐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體係。習近平同誌的係列重要講話進一步概括、凝練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定位、本質屬性、最終目的、主攻方向、根本途徑及相關理論範疇，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內涵更為清晰、邏輯更加嚴密。一是深入分析了改革要破解的結構性失衡問題。習近平同誌指出，我國經濟運行麵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雖然有周期性、總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導致經濟循環不暢，必須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想辦法，努力實現供求關係新的動態均衡。目前，我國經濟麵臨的重大結構性失衡主要有：實體經濟結構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實體經濟失衡、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失衡。解決這些深層次問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項久久為功的事業。二是鮮明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必須把改善供給側結構作為主攻方向，從生產端入手，提高供給體係質量和效率，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推動我國經濟朝著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三是深入闡述政府與市場、短期與長期、減法與加法、供給與需求四大關係，進一步拓展了中國特色宏觀調控思路，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四是明確了我國推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不同於西方國家的結構性調整，不是對市場失靈的簡單修補；又不同於我國過去以增量改革為主的改革，而是對政府與市場關係進行重構的一場深層次的全方位變革。它既需要通過結構調整以促進生產力發展，更需要通過製度改革和創新推動深刻的生產關係變革。綜上所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創新的根本路徑是，在習近平同誌係列重要講話精神指導下，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與其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進行有機對接，使之更加邏輯化、體係化；同時，不斷總結實踐經驗，根據實踐發展要求不斷創新理論內涵和表達方式，用通俗化的語言推動其在幹部群眾心中紮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