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問題到底出在哪裏？近年來，我國對青年教師發展之重視，體現在名目眾多的獎勵性項目上。但也要警惕出現用力過猛、過猶不及的問題，因為獎勵是通過利益來控製行為的一種手段，行動者往往“為得到此而做彼”，而並非出於自身的熱愛。記得在這項研究中，對一位取得不錯成績的“青椒”做深訪時，他認為，有價值的研究在那麼多誘惑下是很難做出來的，理想的狀況是遵循學術興趣，在一種創造力迸發的狀態下從事科研。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獎後的最大心願，就是希望以此激勵新的科研機製的產生，讓更多的年輕人有一個更好的科研環境，能創造出更多、更偉大的科研成果。屠呦呦的話道出了一定玄機——對真正的學人來說，一張平靜的書桌比什麼都重要。
二
然而，我當然也明白，“一張平靜的書桌”，不過是當下知識分子一廂情願的想象而已。現代大學，早已不是紐曼心目中的“鄉村”，也已不是弗萊克斯納心目中的“市鎮”，而是克爾心目中五光十色的“城市”的升級版了。早已“走出象牙塔”的現代大學，秉承的不再隻是“閑逸的好奇”的認識論哲學，而更多的是為社會服務的政治論哲學和市場論哲學，大學也深深被國家的政治經濟體製所嵌入。作為一項研究，當然需要表達對理想的呼籲和批判的精神，但還原事實的真相，揭示隱藏在背後其支配作用的機製更為重要。
讀完此書的人可能會認為我通過學術錦標賽製來解釋這二十年來我國學術製度之變遷，更多是一種批判之視角。當然，本研究所采取的主要研究方法——質性研究本身就帶有批判主義之傳統。但研究之本身不是為了批判，研究是為了透過現象看本質。研究界對這個現象一直沒有加以重視和很好解釋：在近二十年中，中國科研成果瘋狂增長，如今僅次於美國，中國到底做對了什麼？類似的現象在經濟學界引起巨大的關注和爭論——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後經曆了將近三十年的快速增長，中國到底做對了什麼？但在經濟學界爭論不休的問題，在教育學界的探討卻不多——如此瘋狂的增長，似乎被大家視為理所當然。所以，本書的真正旨趣在於試圖回答這樣一個重大但被學術界所忽視的問題，而學術錦標賽製，正是我對這個問題給出的答案。
從過去以及當前如火如荼的“中國式”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實踐中，更讓我意識到學術錦標賽製這個理論視角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力之價值所在。自上世紀末以來，我國推行“985”“211”工程，向“建設高水平大學”的目標進發。由於科研成果被視為“建設高水平大學”的核心指標，為了提升作為科研成果生產主力軍的高校教師的產出效率，我國學術治理模式在此階段發生變遷：一種以激勵學術產出效率為目標，並以學術產出數量、等級與利益分配掛鉤的學術治理模式逐漸取代以往的計劃經濟色彩較濃的平均主義模式，並全麵影響著我國高校教師的學術發展。這種模式極大地提升了高校教師的科研產出效率，但同時也產生了一係列問題。對於此問題的研究，學界當然早有過持續的關注和討論，比如“學術GDP主義”“學術績效主義”和“量化學術”等，這些探討基本反映出特定時期我國學術製度的主要特征，但略為遺憾的是，相關的研究大都未能由表及裏，深挖出這些問題背後的機製和根源。相較而言，“學術錦標賽製”可以將問題的解釋置於某種理論框架之下，不但更好地概括了當前我國學術治理模式的特征，也可以解釋我國學術成果激增的原因，還可對學術人員學術發展的影響和機製做出更具學理性的解釋，最後還可望為豐富製度分析研究提供重要注腳。
那麼，問題到底出在哪裏？近年來，我國對青年教師發展之重視，體現在名目眾多的獎勵性項目上。但也要警惕出現用力過猛、過猶不及的問題，因為獎勵是通過利益來控製行為的一種手段，行動者往往“為得到此而做彼”，而並非出於自身的熱愛。記得在這項研究中，對一位取得不錯成績的“青椒”做深訪時，他認為，有價值的研究在那麼多誘惑下是很難做出來的，理想的狀況是遵循學術興趣，在一種創造力迸發的狀態下從事科研。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獎後的最大心願，就是希望以此激勵新的科研機製的產生，讓更多的年輕人有一個更好的科研環境，能創造出更多、更偉大的科研成果。屠呦呦的話道出了一定玄機——對真正的學人來說，一張平靜的書桌比什麼都重要。
二
然而，我當然也明白，“一張平靜的書桌”，不過是當下知識分子一廂情願的想象而已。現代大學，早已不是紐曼心目中的“鄉村”，也已不是弗萊克斯納心目中的“市鎮”，而是克爾心目中五光十色的“城市”的升級版了。早已“走出象牙塔”的現代大學，秉承的不再隻是“閑逸的好奇”的認識論哲學，而更多的是為社會服務的政治論哲學和市場論哲學，大學也深深被國家的政治經濟體製所嵌入。作為一項研究，當然需要表達對理想的呼籲和批判的精神，但還原事實的真相，揭示隱藏在背後其支配作用的機製更為重要。
讀完此書的人可能會認為我通過學術錦標賽製來解釋這二十年來我國學術製度之變遷，更多是一種批判之視角。當然，本研究所采取的主要研究方法——質性研究本身就帶有批判主義之傳統。但研究之本身不是為了批判，研究是為了透過現象看本質。研究界對這個現象一直沒有加以重視和很好解釋：在近二十年中，中國科研成果瘋狂增長，如今僅次於美國，中國到底做對了什麼？類似的現象在經濟學界引起巨大的關注和爭論——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後經曆了將近三十年的快速增長，中國到底做對了什麼？但在經濟學界爭論不休的問題，在教育學界的探討卻不多——如此瘋狂的增長，似乎被大家視為理所當然。所以，本書的真正旨趣在於試圖回答這樣一個重大但被學術界所忽視的問題，而學術錦標賽製，正是我對這個問題給出的答案。
從過去以及當前如火如荼的“中國式”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實踐中，更讓我意識到學術錦標賽製這個理論視角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力之價值所在。自上世紀末以來，我國推行“985”“211”工程，向“建設高水平大學”的目標進發。由於科研成果被視為“建設高水平大學”的核心指標，為了提升作為科研成果生產主力軍的高校教師的產出效率，我國學術治理模式在此階段發生變遷：一種以激勵學術產出效率為目標，並以學術產出數量、等級與利益分配掛鉤的學術治理模式逐漸取代以往的計劃經濟色彩較濃的平均主義模式，並全麵影響著我國高校教師的學術發展。這種模式極大地提升了高校教師的科研產出效率，但同時也產生了一係列問題。對於此問題的研究，學界當然早有過持續的關注和討論，比如“學術GDP主義”“學術績效主義”和“量化學術”等，這些探討基本反映出特定時期我國學術製度的主要特征，但略為遺憾的是，相關的研究大都未能由表及裏，深挖出這些問題背後的機製和根源。相較而言，“學術錦標賽製”可以將問題的解釋置於某種理論框架之下，不但更好地概括了當前我國學術治理模式的特征，也可以解釋我國學術成果激增的原因，還可對學術人員學術發展的影響和機製做出更具學理性的解釋，最後還可望為豐富製度分析研究提供重要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