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我把這些文章的一部分寄給馮雪峰先生請教，得到了他的肯定。他在給我的複信中說：“你確鑿地指出了許先生的這些不符合事實的地方，這指正本身已很有說服力。”就這樣，我同馮雪峰先生取得了聯係，又因為他，同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著作編輯室的孫用先生、王仰晨先生（編輯室主任）取得了聯係。
正好周海嬰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寫信給毛澤東，請求毛澤東指示出版局組織人力“編輯出版一部比較完善的注釋本魯迅全集（包括書信和日記）”。毛澤東批示：“我讚成周海嬰同誌的意見。請將周信印發政治局，並討論一次作出決定，立即實行。”於是這事就積極運轉起來。人民文學出版社為了準備在一九八一年魯迅百歲誕辰的時候出版的這部全集，將魯迅著作的各個單行本分給一些高等學校中文係，再吸收當地一些工農兵參加作為陪襯，組成各書的注釋組，先出“征求意見本”。每本都是絳紅色封麵，就被業內人士簡稱為紅皮本。因為這時馮雪峰和孫用兩位已經向出版社魯迅著作編輯室主任王仰晨介紹了我，所以紅皮本每出一本就都寄給我了。我每收到也都認真看了寫出意見寄回去。應該說，從那時起，我已經在事實上參加新版魯迅全集的編注工作了。
看來我給紅皮本提的那些意見受到了重視，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著作編輯室就想借調我到北京去直接參加新版《魯迅全集》的編注工作。他們派了編輯室副主任李文兵先生等二人手持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介紹信來到長沙辦理借調的事。可是這時他們從派出所知道：朱正頭上不但有一頂右派分子的帽子，還有一頂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借調的話就不用提了。後來李文兵先生告訴我，他們原來想的是，和我見個麵，一起在長沙玩兩天，聽派出所這麼一說，就泄了氣，當天晚上就坐車回北京去了。
到了一九七九年三月，當年反右派鬥爭以及後來“文化大革命”加在我身上的那些“曆史遺留問題”算是解決了。給我恢複了公職，分派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當了一名編輯。一九八○年二月，我才借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參加新版《魯迅全集》的編注工作。
一九七九年這一年，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當了一年編輯。因為我出版過一本《魯迅傳略》，後來又寫過一些有關魯迅研究的書稿，湖南省出版局的領導就因人設事，在湖南人民出版社成立了一個“魯迅研究編輯室”。我和編輯室內的兩位同事合作，在兩年多的時間裏出版了十多種有關魯迅研究的書籍，包括馮雪峰、孫用、李霽野等人的著作。當然，我自己的兩本書稿，《魯迅回憶錄正誤》和《魯迅手稿管窺》也趁這機會出版了。當時在外省的出版社中間出版有關魯迅研究的書籍，湖南要算多的，一時還頗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
一九七五年，我把這些文章的一部分寄給馮雪峰先生請教，得到了他的肯定。他在給我的複信中說：“你確鑿地指出了許先生的這些不符合事實的地方，這指正本身已很有說服力。”就這樣，我同馮雪峰先生取得了聯係，又因為他，同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著作編輯室的孫用先生、王仰晨先生（編輯室主任）取得了聯係。
正好周海嬰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寫信給毛澤東，請求毛澤東指示出版局組織人力“編輯出版一部比較完善的注釋本魯迅全集（包括書信和日記）”。毛澤東批示：“我讚成周海嬰同誌的意見。請將周信印發政治局，並討論一次作出決定，立即實行。”於是這事就積極運轉起來。人民文學出版社為了準備在一九八一年魯迅百歲誕辰的時候出版的這部全集，將魯迅著作的各個單行本分給一些高等學校中文係，再吸收當地一些工農兵參加作為陪襯，組成各書的注釋組，先出“征求意見本”。每本都是絳紅色封麵，就被業內人士簡稱為紅皮本。因為這時馮雪峰和孫用兩位已經向出版社魯迅著作編輯室主任王仰晨介紹了我，所以紅皮本每出一本就都寄給我了。我每收到也都認真看了寫出意見寄回去。應該說，從那時起，我已經在事實上參加新版魯迅全集的編注工作了。
看來我給紅皮本提的那些意見受到了重視，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著作編輯室就想借調我到北京去直接參加新版《魯迅全集》的編注工作。他們派了編輯室副主任李文兵先生等二人手持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介紹信來到長沙辦理借調的事。可是這時他們從派出所知道：朱正頭上不但有一頂右派分子的帽子，還有一頂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借調的話就不用提了。後來李文兵先生告訴我，他們原來想的是，和我見個麵，一起在長沙玩兩天，聽派出所這麼一說，就泄了氣，當天晚上就坐車回北京去了。
到了一九七九年三月，當年反右派鬥爭以及後來“文化大革命”加在我身上的那些“曆史遺留問題”算是解決了。給我恢複了公職，分派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當了一名編輯。一九八○年二月，我才借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參加新版《魯迅全集》的編注工作。
一九七九年這一年，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當了一年編輯。因為我出版過一本《魯迅傳略》，後來又寫過一些有關魯迅研究的書稿，湖南省出版局的領導就因人設事，在湖南人民出版社成立了一個“魯迅研究編輯室”。我和編輯室內的兩位同事合作，在兩年多的時間裏出版了十多種有關魯迅研究的書籍，包括馮雪峰、孫用、李霽野等人的著作。當然，我自己的兩本書稿，《魯迅回憶錄正誤》和《魯迅手稿管窺》也趁這機會出版了。當時在外省的出版社中間出版有關魯迅研究的書籍，湖南要算多的，一時還頗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
我的那本《魯迅回憶錄正誤》正式出版的時候，不隻是糾正許廣平的誤記，還加上了對於陸萬美、陳沂等人回憶文中的失實之處的考證文章。出版之後，頗受到研究魯迅的同行注意。這以後寫作魯迅傳記的作者，大都接受了我考證的結論，而不引用那些失實的材料了。
注意到了這一本書的還有胡喬木，他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在看了教育部關於籌辦編輯專業的報告之後寫給教育部的信中，提到這一專業“亦可資參考之用”的書籍，就舉了薑德明的《書葉集》和我的這一本《魯迅回憶錄正誤》。他的這封信當初我是在《出版工作》一九八四年第十期上看到的，後來收入胡喬木《談新聞出版》（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五三○頁），這信中說：“編輯學在中國確無此種書籍（編輯之為學，非一般基礎課學得好即能勝任，此點姑不置論）。有一些近似編輯回憶、編輯經驗一類的書籍，如魯迅、茅盾、葉聖陶、韜奮的部分著作和一些老報人的回憶裏就有這樣一些資料：近年出的書葉集（花城出版社）和魯迅回憶錄正誤（湖南人民出版社），以及前些年出的重慶新華日報回憶錄，商務印書館回憶錄（？）、三聯書店紀念錄（？）等，亦可資參考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