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入選卷宗時限為一九四六至一九七六。正與毛澤東時代相終始。
我生於一九三三年，一九四六年開始持續寫作並發表作品。形象地說，我帶著一支筆走過整個毛澤東時代，這支筆先是寫抒發性靈的詩文，後來寫以文藝樣式出現的宣傳材料，以及“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的檢討。從十三四歲到四十三四歲，度過一個人最寶貴的年華。
我寫過一首略嫌感傷的絕句：“枉擲年華如廢紙，又從廢紙憶華年。梨棗春秋餘一夢，舊時燕子奈何天。”
麵對一堆廢紙，或溫和地說是一堆故紙，仿佛與那消逝的年代的故我重逢。有幾分陌生了，但麵對當年的自己，不能不痛切地感到，自己的曆史是自己書寫的，盡管有一隻看不見的手不時左右著我的手腕以至心靈。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主導內容和主流精神就是革命。從我來說，以一九五七年為界，前半是主動參與，後半是被動參與；也就是從革命到被革命罷。當然，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把我作為“敵我矛盾”處置之前，作為一個新參加革命的青年知識分子，也要自覺“革”自己的“命”，即在政治上同“民主個人主義”劃清界限，在思想上檢討自己“靈魂深處的小資產階級王國”，以適應集體的、階級的、組織的紀律要求和意識形態要求，力求完成從個性到黨性的轉變。經過反右，我淪為“反動派”的敵人身份，當時的合理解釋就是，因為我沒有按照毛澤東思想來改造自己，相反地總要以自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麵貌改造黨，也就是以資產階級世界觀向黨進攻雲雲。
而我當初參加中共領導的革命運動，緣於一定的機遇，卻百分之百地是心甘情願的。一九四九年前地下活動的日子裏，我還沒讀到過《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沒有文學要為政治服務的意識，那時詩裏的抒情完全是直抒胸臆，但一九四八年夏寫的《蛻》，就借一隻蟬的蛻變隱喻知識分子的革命化，並寫道：
——或者和我們同行
或者死！
看來是敵我分明，黨同伐異，你死我活，沒有中間地帶也沒有調和餘地，與“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那一指導思想暗合，連詩風也因張揚暴力，舍溫文而就粗獷了。
在讀了孫瑋譯的楊卡·庫巴拉《蘆笛集》中的《最好的歌，歌唱斯大林》之後，自發地模仿寫出“最好的歌，歌唱毛澤東”的詩句。
這一個例子表明我後來從領袖崇拜到參與造神自有思想基礎，其中包括斯大林體製文化的示範力量，也許還有東方專製主義傳統沉澱下來的臣民潛意識。
前一個例子中的極左傾向，似乎是無師自通的，其實也來自“紅色三〇年代”以來普遍左傾的大氣候；我在學生運動有限的實踐中獲取的狹隘經驗，同時由於當時雜覽博收，也不排除十九世紀俄羅斯無政府主義、民粹派等的精神影響。
本書入選卷宗時限為一九四六至一九七六。正與毛澤東時代相終始。
我生於一九三三年，一九四六年開始持續寫作並發表作品。形象地說，我帶著一支筆走過整個毛澤東時代，這支筆先是寫抒發性靈的詩文，後來寫以文藝樣式出現的宣傳材料，以及“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的檢討。從十三四歲到四十三四歲，度過一個人最寶貴的年華。
我寫過一首略嫌感傷的絕句：“枉擲年華如廢紙，又從廢紙憶華年。梨棗春秋餘一夢，舊時燕子奈何天。”
麵對一堆廢紙，或溫和地說是一堆故紙，仿佛與那消逝的年代的故我重逢。有幾分陌生了，但麵對當年的自己，不能不痛切地感到，自己的曆史是自己書寫的，盡管有一隻看不見的手不時左右著我的手腕以至心靈。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主導內容和主流精神就是革命。從我來說，以一九五七年為界，前半是主動參與，後半是被動參與；也就是從革命到被革命罷。當然，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把我作為“敵我矛盾”處置之前，作為一個新參加革命的青年知識分子，也要自覺“革”自己的“命”，即在政治上同“民主個人主義”劃清界限，在思想上檢討自己“靈魂深處的小資產階級王國”，以適應集體的、階級的、組織的紀律要求和意識形態要求，力求完成從個性到黨性的轉變。經過反右，我淪為“反動派”的敵人身份，當時的合理解釋就是，因為我沒有按照毛澤東思想來改造自己，相反地總要以自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麵貌改造黨，也就是以資產階級世界觀向黨進攻雲雲。
而我當初參加中共領導的革命運動，緣於一定的機遇，卻百分之百地是心甘情願的。一九四九年前地下活動的日子裏，我還沒讀到過《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沒有文學要為政治服務的意識，那時詩裏的抒情完全是直抒胸臆，但一九四八年夏寫的《蛻》，就借一隻蟬的蛻變隱喻知識分子的革命化，並寫道：
——或者和我們同行
或者死！
看來是敵我分明，黨同伐異，你死我活，沒有中間地帶也沒有調和餘地，與“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那一指導思想暗合，連詩風也因張揚暴力，舍溫文而就粗獷了。
在讀了孫瑋譯的楊卡·庫巴拉《蘆笛集》中的《最好的歌，歌唱斯大林》之後，自發地模仿寫出“最好的歌，歌唱毛澤東”的詩句。
這一個例子表明我後來從領袖崇拜到參與造神自有思想基礎，其中包括斯大林體製文化的示範力量，也許還有東方專製主義傳統沉澱下來的臣民潛意識。
前一個例子中的極左傾向，似乎是無師自通的，其實也來自“紅色三〇年代”以來普遍左傾的大氣候；我在學生運動有限的實踐中獲取的狹隘經驗，同時由於當時雜覽博收，也不排除十九世紀俄羅斯無政府主義、民粹派等的精神影響。
不僅僅是我一個。我們那一代，大概不少人是默誦著《門檻》中斬釘截鐵的回答，跨進革命這一“門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