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寧，曆代先民在這裏艱苦奮鬥，創造了光輝燦爛的黃河文明和農業文明，在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跡。漢代開挖的漢延渠、唐徠渠，“招徠流民墾種”，使這裏“渠水盈盈，田饒五穀”，漢延渠、唐徠渠從此成為永寧人民的命脈，“白馬拉韁開漢延渠”的故事流傳至今。上河農都尉馮參在上河城招募典農，帶領典農城軍民開挖溝渠，推行了便於耕地的“耦犁”和便於下種的“耬車”。這些新“田器”的推廣使用，使永寧東部灌區“萬頃腴田憑灌溉，千家禾黍足耕鋤”。馮參推行的“代田法”，即輪作、倒茬、休田的製度，被後人沿用。南北朝時，大夏國的赫連勃勃在王弘堡東建薄骨律鎮城，被史書稱為“薄骨律，赫連果城也”，唐代詩人韋蟾在詩中寫的“賀蘭山下果園成”便指這一帶。北魏時刁雍任薄骨律鎮將軍，在此建築了薄骨律鎮倉城，成為當時西北地區最大的糧倉之一。刁雍帶領軍民屯墾，在今東魏村、西魏村建起了永寧最早的“新魏屯莊”。他在任期間，開創了黃河水運之先，在永寧曆史上第一次總結製定了渠道的“歲修製度”，他將國家田賦占有3%改為1%，取消了“代出租賦”，即人頭租，改革了當時的“租賦製”，使“屯田法”更加適應當地的狀況。他將屯田競爭機製引入農戶，使典農官和莊頭互相競爭，推動了屯田的快速發展。他推行小麥淌水“凡水四溉，穀得成熟”的灌溉經驗，在今天仍被農民采用。明代初製定的屯田法規定，衛所軍屯“邊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二分守城，八分耕種”，使這裏“田開沃野千渠潤，屯列平原萬井稠”。清康熙帝一而再、再而三地放鬆“起科令”，對農民開墾成熟應該安限起科的田地，常常是“未令起科”，“不事加征”，將放寬年限從三年、四年、六年，再放寬到十年，使清代墾荒接近於明代，出現了“川輝原潤千村聚，綠野禾青一望同”的美好景色。清雍正年間，在寧夏主持水務工作的通智，主持開挖了惠農渠，使惠農渠新灌區內新建了通吉堡、通貴堡等8個堡寨。他將渠道管護維修製度做到了極致，被永寧人民尊為漢延渠、唐徠渠、惠農渠、大清渠的“四渠總龍王”，每年開閘放水時舉行祭祀儀式。《給百姓講故事》形象生動地講述了永寧農業開發“起於秦，盛於漢，複興於隋唐，大完備於明清”的曆史故事。
永寧，曆來為兵家必爭之地，獫狁侵周，五湖亂晉，秦代末期朝廷曾一度失去對北地郡的控製。漢代征匈奴，突厥、單於犯唐，明代討韃靼，發生大大小小的戰爭無數次。“軍聲傳朔漠，殺氣滿山阿”，邊患不斷，烽火迭起。明代史書稱這裏“沿邊十城九城閉，萬人齊出千人死，賀蘭之山安在哉”。“馬蹄遠踏平沙地，鼓吹聲從天外落”便是真實寫照。蒙古軍滅西夏，焚毀西夏陵、水淹興慶府，“大掠子女金帛，搜殺黨項平民，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賀蘭山東麓昊王渠一帶原本欣欣向榮的地方，生靈塗炭，屍骨遍野，“羌笛聲聲訴悲憤”。元代初，蒙古軍對漢族和其他民族實行殘暴統治，在永寧西部地區發生了“殺韃子”事件。蒙區西王爺府的王爺將賀蘭山東麓的喇嘛廟全部拆除，取消了把俘虜、流民當牲口販賣的“驅口市場”，準許逃民到屯堡耕作，規定了賀蘭山東麓草場蒙漢共有，不準任何人“畫圈設障”。從此後，這裏出現了蒙漢通婚、世代友好、團結和睦的局麵，持續了97年。直到元朝滅亡，明代初，明朝以賀蘭山為“華夷”分界線，對賀蘭山東麓的蒙古牧民強行驅趕。此後，便是“朔漠狼煙邊關告急”，“未禁之前，其患尚少，既禁之後，而患愈多”。雖然築起了西邊牆，修建了赤木口，在玉泉營設了西關門，但阻擋不了賀蘭山東、西麓民族間的往來。殘元舊部拆邊牆、毀關隘、殺哨兵，偷襲玉泉營。韃靼、瓦剌部乘機搶殺掠奪。蒙古軍和明代的戰爭成為古代戰爭史上時間最長的“拉鋸戰”，在明代276年曆史中延續了203年，幾乎貫穿始終。直到明穆宗詔封俺答汗為順義王，采取安撫政策，才結束敵對勢態，出現了邊關和平的局麵。“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寧夏總兵官李俊在任職的6年間，賀蘭山邊防相安無事，是因為他對韃靼、瓦剌、殘元舊部、蒙古軍、蒙古牧民嚴格區分、正確對待的結果。《給百姓講故事》用“大曆史”的觀點，講述了民族征戰對維護國家統一、推動政權更替、推進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加快民族融合同化的意義，講述了曆史上政權的得與失、成與敗、興與衰、分與合的經驗教訓和“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