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鄉村的姑娘凱瑟琳，在城市的交際場合中逐漸學會了如何成為淑女。同樣主題在蕭伯納的《皮格馬利翁》中也有闡述。《皮格馬利翁》創作於1912年，《諾桑覺寺》創作於1800年左右，一百多年過去了，人們對於女性的觀念似乎還是一點沒有變化。
《諾桑覺寺》是奧斯汀主觀觀點較多的一部作品，內裏不乏一些作者的直接評論。當時還未有戀愛經驗的奧斯汀將自己對於人生的疑問和探索寄托於一個虛構出來的男性角色亨利。他懂得她，教化她，悉心從她的角度考慮一切問題。她對於美好異性的不斷勾勒也幻化出日後世界上最受女性歡迎的男性角色之一——達西先生。可是，這種幻想雖然美好，但現實卻灰飛煙滅。即使後世傳記學家出於對奧斯汀的愛而不斷強調，曾經拋棄她的那個男子實際上非常愛她，但是，經曆過的人應該都明白，所有拋棄，無論以多麼冠冕堂皇的理由，被包裝成多麼無奈、淒美、絕望的樣子，其本質都是拋棄。
作家在世俗意義上的成功和在作品意義上的成功，這兩者究竟能不能統一？還是這種統一其實是一種對於寫作的靈魂的過分苛求？
比奧斯汀小四十一歲的夏洛蒂·勃朗特寫出的《簡·愛》裏那段著名的言論——“你以為因為我窮、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沒有靈魂，沒有心嗎？”——曾一度被認為是女性的一種先鋒性呐喊。事實上《簡·愛》這部小說如今看來也可以說確實代表了一種當時社會女性觀的進步。簡·愛其實已經很獨立。她自食其力，並敢於拒絕自己認為不正確的婚姻。比起現今社會很多女人“為結婚而結婚”或“年齡到了而結婚”，十九世紀的簡·愛已經凸顯出一種真正的勇敢。
現實生活中，夏洛蒂·勃朗特也確實拒絕了兩次求婚。一次是她一個女友的哥哥，另一次是一位年輕的牧師。她認為他們並不是真正愛她，隻是按社會習俗需要一個妻子。雖然後來三十八歲的夏洛蒂還是嫁給了一個牧師，但那一次，應該是真愛吧。
至今我走過任何沼澤地時，還是能想起《簡·愛》中女主人公經過沼澤地的場景。這就夠了吧，我想。對於一個作家，能夠在讀者心中留下如此深的印跡，她所堅持的，也算是終有了回報。
另一女作家杜拉斯也塑造了很多讓人難忘的女性形象。《情人》不用說了。《勞兒之劫》中的勞兒其實也頗讓人難忘。“她看到了遍地的情感，人們在這一油脂上滑倒。”有時，勞兒這個人物形象會讓人想起包法利夫人或安娜·卡列尼娜。這三個女人都是已有安穩的婚姻和看上去似乎應該幸福、安分的女子，可是，她們卻偏偏拋卻了這種安穩，各自走上不同的躁動之路。
勞兒很多年前在故鄉經曆了未婚夫的拋棄。多年後她成功結婚，因為丈夫工作的原因再次回到家鄉。那時她的生活已趨安穩，“漂亮房子，寬裕的生活，孩子……莊重的灰色披風，那些適合白天穿的深色連衣裙”。可是出於一種心理學暗示或救贖，當她在一次散步時看見另外一對熱戀的情侶，塔佳娜和她的情人，她不知不覺地將那個男人當作當年拋棄自己的麥克·理查遜。她潛意識裏一定要拆散他們，為當年的自己報仇。於是她奪走了童年好友塔佳娜的情人，幾乎是以不同身份重演了自己當年的遭遇。不得不說這個故事有著很強的心理學意味。勞兒作為一個美女，一生沒有遭遇什麼挫折，除了當年在舞會上的那場拋棄，她的自我似乎就在那一年開始停止生長了。杜拉斯本人曾說，自己的生命在十八歲那年就停止了。而對於這部小說的女主人公勞兒，喚醒，來源於她重回故鄉後的那次散步。自那天散步之後，勞兒每天都給自己進行“心理重建”。她必須通過某種程度上的複仇找到平衡。
來自鄉村的姑娘凱瑟琳，在城市的交際場合中逐漸學會了如何成為淑女。同樣主題在蕭伯納的《皮格馬利翁》中也有闡述。《皮格馬利翁》創作於1912年，《諾桑覺寺》創作於1800年左右，一百多年過去了，人們對於女性的觀念似乎還是一點沒有變化。
《諾桑覺寺》是奧斯汀主觀觀點較多的一部作品，內裏不乏一些作者的直接評論。當時還未有戀愛經驗的奧斯汀將自己對於人生的疑問和探索寄托於一個虛構出來的男性角色亨利。他懂得她，教化她，悉心從她的角度考慮一切問題。她對於美好異性的不斷勾勒也幻化出日後世界上最受女性歡迎的男性角色之一——達西先生。可是，這種幻想雖然美好，但現實卻灰飛煙滅。即使後世傳記學家出於對奧斯汀的愛而不斷強調，曾經拋棄她的那個男子實際上非常愛她，但是，經曆過的人應該都明白，所有拋棄，無論以多麼冠冕堂皇的理由，被包裝成多麼無奈、淒美、絕望的樣子，其本質都是拋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