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出於藍應勝於藍，但還是遜於藍
長篇小說《水災》是劉春來的小說創作由銅鼓衝變革轉向城市化進程書寫的一個過渡。農民和市民共同抵禦洪澇災害，共同保衛村鎮和社區的家園，對農民和市民的解析與表達都特別充分。《水災》所書寫的抗洪精神，濃縮了自然人的生存意識、共產黨人的先鋒意識，還涉及到數千年的宗法管理方式，是共產黨領導和傳統宗族力量同時發揮作用的真正的全民抗洪搶險。資陰全縣六十五萬人口，上堤四十七萬人！洪峰來了，八千抗洪將士，半個小時集中起來，戰鬥打響！為防止關鍵時刻“炸群”，鴨婆洲四個村長一人手裏提一根蔑片片，半寸厚，兩寸寬，兩尺多長。解放前防汛守垸子，當族長的就是這麼一根蔑片片，喚作打懶棍。族裏子弟堤上若不賣力氣，當族長的一蔑片片抽下去，子弟們屁股上就一道血印子。解放後沒有族長了，再守垸子打懶棍就退休了。這次抗洪開會，垸子裏一些長者說大敵當前生死一搏，還是要把打懶棍請出來，要村長代表他們族裏老人管好他們的子侄。龍鱗市瓊池縣綠湖鎮的鴨婆洲，洲子隻有一巴掌大，男女老少一共才五千七百一十九人，上堤防汛的就有四千多人。他們的雨具一律都是一隻白晃晃的尿素袋子。他們手挽手擋在子堤前，讓浪頭打在自己的胸脯上，打在眼睛上，打在“龍鱗牌尿素”幾個字上。他們用身子護住子堤的斷頭，用身體來承受浪濤的衝擊，斷頭處堆成了兩個巨大的人球。風浪中兩頭兩堆人站在堤麵上拉緊一根拳頭粗的纜繩，一隊精壯的小夥子一人灌半瓶烈酒，背靠繩子站成一排，就以那繩子為依托，擋在那五米來寬的缺口前麵，用他們強壯的、被酒精燒紅了的身體承受風浪。大量的人在這一隊小夥子的身後搶填被衝開的子堤，他們喊著叫著，互助咒罵著，硬是用裝了土的編織袋築起了一道新的堤壩，拚盡全力堵住了缺口，抑製了洪水的勢頭，家園和土地到底得以保全。這樣緊張激烈的巨大場麵，這樣涕蕩一切動人心魄的氣勢，這樣不顧生死的拚命三郎精神，在周立波的作品中是沒有機會出現的。為生存而激發起來的農民意識，農民的土地觀念、家園觀念、宗法觀念、群體觀念，得到了最高貴的凝聚，最完美的釋放。不僅包容了數千年的曆史內容，而且已不僅僅是一種觀念，劉春來把它內化成了家鄉生命的無窮力量！客觀地說，《水災》對農民和農民思想意識的認識與描寫，是當年的周立波因為沒有生活藍本而無法達到的，它遠遠超越了周立波筆下土改合作化時期“土能生萬物，地可納千糧”的農民意識和土地觀念的表述。憑著對農民如此深切的理解，劉春來才具有書寫農民進城新趨向獨具的優勢和特別的資質。
青出於藍應勝於藍，但還是遜於藍
長篇小說《水災》是劉春來的小說創作由銅鼓衝變革轉向城市化進程書寫的一個過渡。農民和市民共同抵禦洪澇災害，共同保衛村鎮和社區的家園，對農民和市民的解析與表達都特別充分。《水災》所書寫的抗洪精神，濃縮了自然人的生存意識、共產黨人的先鋒意識，還涉及到數千年的宗法管理方式，是共產黨領導和傳統宗族力量同時發揮作用的真正的全民抗洪搶險。資陰全縣六十五萬人口，上堤四十七萬人！洪峰來了，八千抗洪將士，半個小時集中起來，戰鬥打響！為防止關鍵時刻“炸群”，鴨婆洲四個村長一人手裏提一根蔑片片，半寸厚，兩寸寬，兩尺多長。解放前防汛守垸子，當族長的就是這麼一根蔑片片，喚作打懶棍。族裏子弟堤上若不賣力氣，當族長的一蔑片片抽下去，子弟們屁股上就一道血印子。解放後沒有族長了，再守垸子打懶棍就退休了。這次抗洪開會，垸子裏一些長者說大敵當前生死一搏，還是要把打懶棍請出來，要村長代表他們族裏老人管好他們的子侄。龍鱗市瓊池縣綠湖鎮的鴨婆洲，洲子隻有一巴掌大，男女老少一共才五千七百一十九人，上堤防汛的就有四千多人。他們的雨具一律都是一隻白晃晃的尿素袋子。他們手挽手擋在子堤前，讓浪頭打在自己的胸脯上，打在眼睛上，打在“龍鱗牌尿素”幾個字上。他們用身子護住子堤的斷頭，用身體來承受浪濤的衝擊，斷頭處堆成了兩個巨大的人球。風浪中兩頭兩堆人站在堤麵上拉緊一根拳頭粗的纜繩，一隊精壯的小夥子一人灌半瓶烈酒，背靠繩子站成一排，就以那繩子為依托，擋在那五米來寬的缺口前麵，用他們強壯的、被酒精燒紅了的身體承受風浪。大量的人在這一隊小夥子的身後搶填被衝開的子堤，他們喊著叫著，互助咒罵著，硬是用裝了土的編織袋築起了一道新的堤壩，拚盡全力堵住了缺口，抑製了洪水的勢頭，家園和土地到底得以保全。這樣緊張激烈的巨大場麵，這樣涕蕩一切動人心魄的氣勢，這樣不顧生死的拚命三郎精神，在周立波的作品中是沒有機會出現的。為生存而激發起來的農民意識，農民的土地觀念、家園觀念、宗法觀念、群體觀念，得到了最高貴的凝聚，最完美的釋放。不僅包容了數千年的曆史內容，而且已不僅僅是一種觀念，劉春來把它內化成了家鄉生命的無窮力量！客觀地說，《水災》對農民和農民思想意識的認識與描寫，是當年的周立波因為沒有生活藍本而無法達到的，它遠遠超越了周立波筆下土改合作化時期“土能生萬物，地可納千糧”的農民意識和土地觀念的表述。憑著對農民如此深切的理解，劉春來才具有書寫農民進城新趨向獨具的優勢和特別的資質。
劉春來在風俗人情的描寫上可與他的前輩同鄉比肩。出道不久，劉春來這方麵就表現出難得的寫作潛力。《送燈》中寫銅鼓衝那幅美妙絕倫的風景畫就是傑出的一筆。“那炊煙嫋嫋婷婷地在各式各樣高低不一的屋頂上顫抖，頑強執著地與山風抗爭著升到高處，升高了，卻又不急不忙慢慢地散開，淡化，造就天地間一個朦朦朧朧地好意境。那炊煙，分明又是各家主婦用以呼喚自己親人的旗幟了。這旗幟一升上來，便可聽見有娃娃魚遊動過的山溪旁，以及山溪兩岸的水竹林裏，有清脆的牛鈴聲響得一片叮當。緊接著，竹捎搖曳，看得見黃牛和水牛從林蔭深處安詳地踱將出來，它們口吐唾沫，搖頭晃腦地大嚼竹葉，其神氣，猶如舊日的紳士老爺一樣福態。看牛的伢崽們呢，則一律都橫坐在牛背上，背襯著滿天的紅霞”。這樣的牧歌境界令人心儀。周立波的《山鄉巨變》，以清新、柔美、秀麗的筆墨，描繪家鄉農村的山光水色、耕作栽種、居所家具、飲食男女、婚喪嫁娶等風土人情，把新的時代風貌與濃鬱的鄉土氣息、質樸的民間美德、和樂的勞動場景揉為一體，繪製成一幅幅南國山鄉詩情畫意般的風俗圖。作者好用方言，意在加濃地方色彩，但從太多生僻方言反而成了累贅，導致不懂益陽方言的讀者在讀他的作品時，要去翻注釋。在新的世紀，劉春來繼承前輩經驗時有所發展。他認為所有構成鄉土氣息的要素中，方言隻是其中的一個要素，地方風俗的描繪和地方人物的創造才是最重要的。文學的第一要務是勾通，不利於勾通的方言於本地人再有表現力，對大多數讀者來說也是沒有表現力的。世異時移，社會生活進一步豐富複雜了，現實主義的表達也更加開放而多樣，人情風俗的描寫有了更大的空間可以延伸。這個時候的劉春來，方言俗語的引用因精當而更為大膽貼切，在人情、人性書寫的基礎上，大量引入世道人心的“社情”，將風俗民情築構得更具有厚重性。文革後期階級鬥爭紅火的年代，出現在他筆下的一幅風情畫，居然是一個經常捆人的民兵隊長和一個經常被捆的右派分子，兩人共坐在一個隊屋的階沿上推心置腹的閑聊。他倆“抽著煙，很友好地說起了捆人的種種方法以及各自的感受。好像這捆人和被人捆，都是人間生活不可或缺的日常內容，一點都不希奇古怪的。”“末了，馬拐子從屁股下麵抽出那麵銅鑼，將銅鑼放在膝蓋上，再在銅鑼上鋪開一張已經簽上了很多名字的公文紙，公事公辦地對隊長說：簽字吧。隊長讀了武裝部長的介紹信，再在上麵很隆重地簽上自已的大名，也不去監督遊街，任憑馬拐子就走了。”“馬拐子走的時候還很得意，說社會主義就是好，挨批鬥也記工分，今天十分工又到手了”。官方布置的階級鬥爭，居然成了化成了快樂的生活遊戲，這就是當時的地方風情！帝力於我何有哉？化嚴肅為幽默，化沉重為輕鬆，這就是當時農民的政治態度和為人方式。劉春來筆下更多的風俗人情描寫，隱藏了過去時代的痛苦和悲涼。劉春來善於將痛苦與悲涼製成永恒的曆史雕塑。比如說1977年匆匆忙忙恢複高考，考場上翻譯《曹劌論戰》中的古文“夫戰，勇氣也”，那個時代的所謂高中生卻認為這是在講夫妻打架，譯成丈夫打妻子，都是一時的脾氣。考地理出了一個大題目，在一張中國地圖上填出各個省的省名來，考生卻巴黎、莫斯科、華盛頓、河內亂填一氣。一個閱卷老師止不住憤怒地寫下一道批語：我堅決反對出賣祖國，此卷呈北京國家公安部！一個老師教學生用關聯詞“不過”造句，在黑板上示範：“我牽牛到河那邊去吃草，牛‘不過’河”。文化革命使國人的文化貧困到何等程度啊！這一係列叫人流淚的笑話，是當時的真實，越到今後越有認識價值。將這樣的國情、社情、民情進入文學，比起他前輩的風俗文字，意義顯然是深廣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