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資本權力，或者說資產階級法權相關的就是中國階級矛盾的問題，對此我們既不能走階級鬥爭為綱的老路，又不能對資本、階級矛盾這些社會現實視而不見。書中所提出的駕馭資本、總體階級等概念，是一種中間道路，也是現實主義的道路。而如果回到封閉僵化的路上去，那條路走不出去。右的道路無非是西方政治製度、純粹自由市場經濟，隻有堅持走社會主義正道才是光明大道。
本書認為中國社會主義從1919年的五四運動開始，到2008年經曆了三個三十年，以2008年金融危機為標誌進入第四個三十年。我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國共產黨已經進入第四個曆史時期。第一個曆史時期稱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第二個曆史時期稱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第三個曆史時期截至2011年，稱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的十八大以來，開啟了第四個曆史時期，這是一個全新的時期，可以說是“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時期”。
我們回顧曆史，以便更好地走向未來。習近平同誌提出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從四個曆史時期，或者說四個三十年看，還有一個命題是革命曆史與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曆史不能相互否定，如何理解這兩個不能相互否定？本書提出的六對辯證法貫通了不同的曆史階段，抓住了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關鍵變量，是一個大的創新。對於我們選擇的道路需要放到特定的曆史條件中去看，我們的道路是曲折的，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中不斷有所前進，有所進步。
新的曆史時期呼喚新的思維。我一直認為真正的大戰略是能夠識局、解局、破局的，本書針對新時期的黨群關係提出了建設黨的群眾工作委員會構想，針對新常態的中國經濟增長問題，提出了需求側結構性戰略、實行“新鳥籠經濟”等建議，都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和政策新意。
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致力於推動中國學派發生，推動具有中國角度、中國視野、中國氣派、中國話語的理論作品誕生。我們應當努力去建立這一套體係，對此我們是有曆史責任的。
鄢一龍也是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青年學會會員、中信改革發展研究院研究員。我與這批青年學者可謂是“忘年交”，從他們身上，我又看到了我們這批40後和50後們，當年在改革開放之初，那種以天下為己任，勇於探求真理，積極為國家出謀劃策的銳氣與朝氣。
我相信，在新的曆史階段，他們會大有用武之地，中國學派將大有可為。
與資本權力，或者說資產階級法權相關的就是中國階級矛盾的問題，對此我們既不能走階級鬥爭為綱的老路，又不能對資本、階級矛盾這些社會現實視而不見。書中所提出的駕馭資本、總體階級等概念，是一種中間道路，也是現實主義的道路。而如果回到封閉僵化的路上去，那條路走不出去。右的道路無非是西方政治製度、純粹自由市場經濟，隻有堅持走社會主義正道才是光明大道。
本書認為中國社會主義從1919年的五四運動開始，到2008年經曆了三個三十年，以2008年金融危機為標誌進入第四個三十年。我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國共產黨已經進入第四個曆史時期。第一個曆史時期稱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第二個曆史時期稱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第三個曆史時期截至2011年，稱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的十八大以來，開啟了第四個曆史時期，這是一個全新的時期，可以說是“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時期”。
我們回顧曆史，以便更好地走向未來。習近平同誌提出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從四個曆史時期，或者說四個三十年看，還有一個命題是革命曆史與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曆史不能相互否定，如何理解這兩個不能相互否定？本書提出的六對辯證法貫通了不同的曆史階段，抓住了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關鍵變量，是一個大的創新。對於我們選擇的道路需要放到特定的曆史條件中去看，我們的道路是曲折的，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中不斷有所前進，有所進步。
新的曆史時期呼喚新的思維。我一直認為真正的大戰略是能夠識局、解局、破局的，本書針對新時期的黨群關係提出了建設黨的群眾工作委員會構想，針對新常態的中國經濟增長問題，提出了需求側結構性戰略、實行“新鳥籠經濟”等建議，都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和政策新意。
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致力於推動中國學派發生，推動具有中國角度、中國視野、中國氣派、中國話語的理論作品誕生。我們應當努力去建立這一套體係，對此我們是有曆史責任的。
鄢一龍也是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青年學會會員、中信改革發展研究院研究員。我與這批青年學者可謂是“忘年交”，從他們身上，我又看到了我們這批40後和50後們，當年在改革開放之初，那種以天下為己任，勇於探求真理，積極為國家出謀劃策的銳氣與朝氣。
我相信，在新的曆史階段，他們會大有用武之地，中國學派將大有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