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城市就業形勢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具體表現為：
(1)國有部門吸收城鎮新增就業數量的減少和排放“再就業”數量的增加，使國有部門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上“進口”的勞動力數量減少，“出口”的勞動力增加。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1978年國有部門吸收新增就業392萬人，占城鎮新增就業總數(544.4萬人)的72%。到1994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總數715萬人，比1978年增加170萬人，但國有部門吸收城鎮新增就業的總數反而從392萬人降為294萬人，減少近100萬人，隻占城鎮全部新增就業總量的41%。近兩年的最新情況是，在市場競爭中日益暴露出來的國有企業的設備老化、結構不合理、管理不善和虧損嚴重，使其再也無法繼續以“隱性失業”的辦法容納冗員。據估計，1990年以來，國有部門已經“下崗”的員工為1500萬人，而在“九五”時期，國有部門還將下崗員工1500—2000萬人。總計在10年之內，國有部門要向社會排出3000—3500萬人需要再就業的職工，平均每年300萬人。國有部門的淨就業增長已經為零，進一步的趨勢很可能為負。
(2)新一輪“重工業化”帶動的資本集中化趨勢，使得我國投資和國民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下降。1991年第四季度以來，重工業增長速度持續超過輕工業，改變了20世紀80年代輕工業帶動經濟增長的格局。已有研究表明，新一輪重工業化不再是以重加工業為主導，而是以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為主導，特征是平均投資規模巨大、投資結構中第三產業投資的增長速度大大超前，以及經濟增長主要由投資需求拉動。但是同時，新一輪重工業化也導致投資和經濟增長的就業帶動的減弱。1985-1988年，扣減掉物價指數，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每增加1%，社會總就業增加0.21%，其中非農就業增加0.43%，城鎮就業增加0.27%;1991-1994年，上述三項就業指標分別僅為0.03%、0.11%和0.06%。這就是說，扣除物價影響的社會總投資所帶動的總就業量，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趨於減少。國民經濟增長帶動的就業增長也有降低趨勢。1986-1990年，我國GD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社會總就業就增長151萬人；但1991-1995年，該增長僅為85萬人，下降44%。
(3)與上述兩個新變化並行的，是我國原有計劃經濟模式的強大慣性。在原有模式下，資源可以傾斜式地流向計劃部門認定的“重點產業、部門和項目”，但無法顧及資源的真實成本、機會成本、綜合要素生產率和投資回報。其後果，資源配置背離經濟要素的相對市場價格，導致經濟效益低下。這個計劃模式雖然已經發生了相當大的改變，但我國要素市場發展滯後、投資體製改革滯後，仍然是基本事實。一個可觀察的現象是，由於製度性的扭曲，勞動力市場價格相對於資本價格仍然顯著偏高。特別是，國家銀行的利息偏低，而國有部門勞動力價格偏高。因此，投資的資本密集傾向在微觀水平上是理性行為。更為嚴重的是，體製慣性使社會總投資的配置仍然存在著嚴重的部門歧視和所有製歧視，一些經濟效益和就業效應都差的部門獲得大量投資，而效益好和就業帶動大的部門，投資份額卻很小。
其次是城市就業形勢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具體表現為：
(1)國有部門吸收城鎮新增就業數量的減少和排放“再就業”數量的增加，使國有部門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上“進口”的勞動力數量減少，“出口”的勞動力增加。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1978年國有部門吸收新增就業392萬人，占城鎮新增就業總數(544.4萬人)的72%。到1994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總數715萬人，比1978年增加170萬人，但國有部門吸收城鎮新增就業的總數反而從392萬人降為294萬人，減少近100萬人，隻占城鎮全部新增就業總量的41%。近兩年的最新情況是，在市場競爭中日益暴露出來的國有企業的設備老化、結構不合理、管理不善和虧損嚴重，使其再也無法繼續以“隱性失業”的辦法容納冗員。據估計，1990年以來，國有部門已經“下崗”的員工為1500萬人，而在“九五”時期，國有部門還將下崗員工1500—2000萬人。總計在10年之內，國有部門要向社會排出3000—3500萬人需要再就業的職工，平均每年300萬人。國有部門的淨就業增長已經為零，進一步的趨勢很可能為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