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發時，已發棉裝，係中式土布土染襖褲，短小而不可體。另有一山西氈帽，形似未打氣的球皮，剪開一半，翻過即可護耳，為山地防寒佳品。腰間結一布帶（很少有人能結皮帶）。當時如攝影留念，今日觀之，自是寒傖，在當時和農民比較，卻又優越得多了。
從阜平去雁北，路很難走，我們走的又多是僻路，登山涉水，自是平常，有時還要從兩山挾持的罅縫中，相互推舉牽拉，才能過去。詳細沿途情形，現已記憶不清，走了幾天，才到了雁北行署所在地。
當時的雁北地區，主要指應縣、繁峙一帶，我們活動的範圍並不大，而敵人對此處，卻很重視，屢次掃蕩。行署主任是王斐然同誌，王本是我在育德中學時的圖書管理員，是接任安誌誠先生的。我在學校時的印象，他好像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到學校任職的，整天穿一件不太幹淨的深藍布大衫，走路有些蹣跚，給人一種有些潦倒的印象。他對校方有些不滿，曾經和我談過當時的一名被校長信任的會計，是“恨無媚骨，幸有長舌”的人物。在學校，他還曾送我一本不很流行的李守章的小說，名叫《跋涉》，使我長期記住這位曇花一現的作家的名字。
到了行署，王震的部隊正在這一帶活動，我同董逸峰跟隨部隊活動了一程子。在一次集合時，在山腳下遇到了兩個小同鄉：一個是東鄰崔立國，他父親是個商人；一個是同街道的孫建章，他父殺是個木匠。異地相逢，非常親熱，他們都是王震旅的戰士。在山下，朔風呼嘯，董逸峰把他穿的一件日本黃呢軍大衣，脫下來叫我穿上，也使我一直感念不忘。
此人南方人，白晰，戴眼鏡，說話時緊閉嘴唇，像輕蔑什麼東西一樣。能寫些作品。
我跟隨一個團活動。團政治主任，我忘記了他的姓名，每餐都把他飯盒裏的菜，分一些給我吃。以後我到部隊采訪，經常遇到這種年輕好客的指揮人員。
敵人又進行掃蕩，我回到行署，有些依賴思想，就跟隨王斐然轉移。有一天走到一個村莊，正安排著吃頓羊肉，羊肉沒有熟，就從窗口望見進村的山頭上，有了日本兵。我們放下碗筷，趕緊往後山上跑，下山後就是一條河，表麵已經結了冰，王斐然穿著羊皮袍子，我穿著棉褲，趟了過去。過了河，半截身子都是水，隨即結成了冰，嘩嘩的響著，行走很不便。我發起高燒，王斐然給找了擔架。夜晚到了一處高山，把我放在一家沒有人住的農舍外屋，王與地委書記等人開會，地委書記說要高度疏散，問他還帶著什麼人，他說有一名記者。地委書記說，記者為什麼不到前方去？他說，他病了。
在反掃蕩時，王有時雖也因為有這樣一個學生拖累，給他增添不少麻煩，曾有煩言。但在緊急關頭，還是照顧了我。
不然，戰爭年代，在那樣人地兩生的荒涼之地，加上饑寒疾病，我一個人活動，很可能遇到危險的，甚至可能叫野狼吃掉。所以也一直對他感念不盡。
接近舊曆年關時，我們這個被稱做記者團的三個人，回到了通訊社。我隻交了一篇文藝通訊稿，即《一天的工作》。
夏一個人向領導作了彙報。劉平同誌在開會時，委婉而嚴厲地對我們的這次出差，表示了不滿。
後來，我知道夏這個人，本身散漫，不守紀律，對別人卻好造作謊言，取悅領導。全國解放以後，他曾以經濟問題，受到製裁。
我有這樣的經驗，有的人在戰爭打響時，先叫別人到前方去；打了勝仗慰問時，他再到前方去。對於這樣的記者或作家，雖是領導，我是不信服，也不想聽從的。
我雖在幼年就夢想當一名記者，此次出師失敗，證明我不適宜當記者，一是口訥，二是孤僻。所以後來就退而當編輯了。
1981年11月6日改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