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 結語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從漢賦生成衍化的角度看，漢賦在漢代經曆了騷體賦、散體大賦和抒情小賦三個階段。在西漢前期，由於劉邦等君臣對楚文化的喜好以及楚辭餘風的影響，騷體賦比較盛行。至漢武帝時代，國力強盛，經濟繁榮，政治穩定，疆域拓展，非大賦不能狀其聲威，於是散體大賦應運而生。東漢中後期以後，由於國勢日衰，道家思想逐漸抬頭，審美趣味發生變化，因此抒情小賦漸漸勃興。可以說，漢賦形體的變化沿革與漢代總的文化形勢密切相關。
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成為漢代社會的主流思想，儒家典籍也隨著成為官方的正統哲學一經學。經學理念深刻影響了漢賦對題材的選擇，促成了賦家對定一尊、大一統觀念和儒家仁政理想的闡發。他們強調文學的社會功能，重視漢賦的諷諫和頌美，展示出人對自然和世界的征服。至於漢賦作家的創作意圖和意圖的有效性之間、漢賦文辭與文義、頌美與諛辭之間存在的矛盾，則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經學的發展演進以及讖緯思潮的滲透在漢賦中也有明顯的反映。由此我們認為，漢賦的發展變化幾乎與經學的發展變化同步。經學繁榮，漢賦也隨著繁榮；經學的發展衍化，導致了漢賦題材及風格的衍化；經學衰微，抒情小賦也隨之而起；同時，經學的思維方式對漢賦的藝術表現影響深遠。經學中的大一統、定一尊的觀念促成了漢賦的鋪張揚厲，造就了漢賦苞攬宇宙的快意。經學的封閉式思維造成了漢賦創作中的模擬化傾向。經學的政治性思維或意識形態式思維對漢賦創作中經世致用的觀念影響甚深。第三，經學的敘述性思維影響了漢賦的敘述性結構。所以，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們才選擇了漢代的正統文化也就是經學作為我們的一個視點，來研究漢賦在漢代的生成與衍化。
漢賦從產生的時候起就充滿了變量，它的題材傾向與風格特征從來就不是單一的。它是漢代複雜的文化現象綜合作用的結果。因此，考察審視其他文化形態對漢賦的影響也就十分必要。
基於這種考慮，我們選擇了道家思想作為我們研究影響漢賦生成衍化的又一個文化視點。道家思想始終與漢代社會相伴隨，與漢賦發展變化相始終。它在漢賦中的表現明顯地具有階段性。在漢初，占據主流地位的是由原始道家改造而來的黃老思想，它對賈誼和司馬遷的辭賦創作影響甚深。隨後，董仲舒的《士不遇賦》則讓我們看到了黃老道家思想漸漸隱去的痕跡。從西漢中期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結束了黃老道家在政治生活中的指導地位。但是，作為一種學術思想和人生觀念，道家仍然具有一走的生命力，它深刻地影響了揚雄辭賦創作的思想傾向，尤其是揚雄後期的文學創作。與前一時期不同的是，從揚雄的辭賦創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作家力圖調和儒與道的矛盾衝突，並進一步向道家淡泊沉靜的精神追求靠攏，同時又加入了“玄”的因素。在東漢時代，特別是在東漢中期以後，國運日頹，許多賦家在社會生活中實踐著道家潔身自好、傲視王侯的精神，繼承和闡發著道家崇尚自由、追求自由的理想，欽慕隱逸，吟詠山澤，歸心淡泊，以保持人格的獨立和尊嚴。
道家思想對漢賦藝術特征的浸染也非常明顯。漢賦對大美的追求不僅僅是經學中的大一統觀念的影響，也與道家道容萬物的觀點密切相關。盡管漢賦作家筆下的以大為美，與道家文章中的表現、風格、精神有所不同，但是那種浪漫主義的表現與《老子》和《莊子》還是有一定的血緣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