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序
佟家棟
1992年，我去加拿大做半年的訪問，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是尋找南開大學國際貿易學科的建設和發展的方向。得到的比較肯定的結論是，中國的經濟學如果跟在發達國家的後麵從事理論和政策研究，那無異於跟在他們後麵學步，不可能有創新，也不可能有符合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因此，中國要真正追求經濟學的創新，必須在研究對象和研究重點上找到自己的定位。
這個基本的定位就是，在深入理解西方經濟學發展的脈絡和最新發展的基礎上，掌握和運用規範的經濟學研究方法，研究發展中大國，特別是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主要或主流的問題。我們堅信，隻要進行持續不斷努力，一定能夠在發展中大國的研究中形成自己的特色，形成發展中大國研究方麵的係列性成果。
發展中大國，顧名思義是那些工業化過程尚未完成，處於發展過程之中，人口比較多，國土麵積也比較大的那些國家。按照庫滋涅茨的觀點，是那些人口在5000萬以上的國家。到目前為止，這類國家有20多個。中國、印度、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當然屬於這類國家。盡管這些國家在經濟發展中有各自的特點，但是它們的共同點也是明顯的，以致到今天，我們都承認，有這樣一個國家群體或專門名詞——發展中大國。
毫無疑問，中國是發展中大國。但是，這個發展中大國與其他發展中大國不同的是，這個大國兼有經濟發展和經濟製度轉型兩個方麵的艱巨任務，因此對她的研究要更用心，更務實，更強調經濟學理論與實際的結合，從而探討中國經濟發展和轉型中的諸多難題。
最早，我本人進行了一些研究，多帶有框架性，主要是要回答該如何設定一個研究體係及其涵蓋的問題。1997年起，我開始帶博士研究生，終於加長了自己從事研究的手臂一由每一個博士生，一個專注研究的團隊分工協作地展開對發展中大國問題的研究。周申教授專門研究了發展中大國國際收支平衡問題，塗紅副教授研究了發展中大國的製度建設問題，張寒冰博士研究了發展中大國的政府作用問題，曹吉雲副教授研究了發展中大國貿易政策的製定環境問題，王芳副教授研究了中印兩國的經濟發展與製度差異性問題，黃春媛博士研究了發展中大國的外包與經濟利益問題。總之，已經畢業的博士們已對發展中大國問題分別地進行了專門研究，他（她）們發表了一係列的研究成果，並相繼在他們的後續研究中申請到了國家級或省部級研究課題和項目資助，應該說這些研究是可喜可賀的。我們也從這些認可中獲得了激勵。
一直覺得不足的是，對發展中大國關於彙率製度選擇的研究。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最早的認識是，發展中大國伴隨著經濟發展和對外依賴程度的變化，彙率製度也應該從相對固定的彙率走向相對靈活的彙率；而且，對於發展中大國而言，這種彙率製度的演進似乎應該伴隨一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而逐步將彙率製度的選擇從一種彙率製度轉向另外一種；在相對固定和相對浮動的彙率製度之間一定會經曆一些彙率製度的中間階段，而不是從一個極端，跳躍到另一個極端。難題是，一個發展中大國選擇一種彙率製度，從而是退出一種彙率製度的臨界點在哪裏？而且，理論的研究如果能夠找到，在現實中有無這樣的參照案例，以致，我們可以說在理論和宴證方麵都得到可靠的印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