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新中國文藝政策與中國當代文藝實踐 第三節新時期改革開放以來的文藝政策與文藝創作
一、新時期文藝政策的調整和轉型
新時期文藝政策的調整和轉型，在中國當代文藝政策的發展演變史上，具有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重要意義，並且對新時期文藝的發展，起到重要的引導和推進作用。和整個新時期文學藝術事業的發展一樣，新時期文藝政策既是一個整體，也表現出不同的階段性特征。本書從敘述的方便出發，把一般所說的“新時期”（本書的敘述到20世紀90年代末為止）分為20世紀80年代和20世紀90年代兩個大的時段。20世紀80年代文藝政策的基本特征是調整，20世紀90年代文藝政策的特征則可以說是轉型。
20世紀80年代文藝政策調整的原因一般認為是“四人帑”被粉碎，“四人幫”所代表的極“左”的政治路線和激進的文化革命思潮得到遏止，代之以鄧小平的注重經濟建設和講求實際效果的政治路線和思想作風，從而使整個社會形成所謂“撥亂反正”的思想共識，繼而開始了包括文藝政策在內的各項政策的調整。但從更深層的文化邏輯看，新時期文藝政策的調整實際上是原來所實行的極“左”的和激進的文藝政策本身走到極端而走向它的反麵，也是新時期對於過去錯誤的、不合適的文藝政策的必然反撥。這一調整過程在“文化大革命”後期就已經開始，在新時期的社會曆史文化土壤裏得到進一步展開。
20世紀80年代黨的文藝政策的調整，與新時期整個社會發展一樣，是從幾個層次依次逐漸展開的。新時期文藝政策的調整首先是從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撥亂反正開始的。這種所謂撥亂反正的內容主要是對於“文化大革命”中極“左”的和激進主義的文藝政策的反撥，目標則是對於中國當代文學藝術傳統的恢複。這一過程包括了幾個方麵：一是結合新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撥亂反正，對“文化大革命”作了徹底否定，對黨的若幹重大曆史問題作出了新的曆史評價，使新時期文藝政策方麵的撥亂反正有了一個新的、堅實的社會政治基礎。這之中，最重要的內容便是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決議》肘新中國成立以來有關重大問題作了明確的闡述和界定，成為在文藝問題上撥亂反正的重要政策依據。二是對過去執行錯誤的文藝政策所帶來的後果也進行了重新甄別，平反了一大批文藝界的冤假錯案，為大批文藝工作者恢複了名譽。三是從文藝政策方麵對“文化大革命”中的文藝政策進行了逐漸深入的清算，其中最重要的內容就是1979年5月3日，中共中央發布通知，批轉解放軍總政治部的請示，正式撤銷《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以及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國文代會的召開，鄧小平代表黨中央發表了《祝詞》，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係列新的文藝政策。
上述這些文藝政策調整，用今天的眼光看，顯然還是不夠的，但它們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成為20世紀80年代文藝政策調整的指導方針。盡管新時期文藝政策的調整有一個反反複複的過程，但其總的方向，仍然是沿著第四次全國文代會製定的政策特別是鄧小平的《祝詞》所指出的方向前進的。其次，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隨著中國當代文學傳統的逐步恢複和新的文學秩序的逐步建立，新時期文藝政策的調整又表現出新的特點，即在已經基本上得到恢複的中國當代文藝發展軌道和中國當代文藝政策體係的基礎上，麵對新的形勢和新的需要，作出新的適應性調整，包括對過去認為正確的文藝政策在新的曆史水平上進行反思，以及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下的文藝政策問題作出初步探索。例如，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文藝為政治服務，一直是我國當代一項基本的文藝政策，也是中國當代文藝發展的基本政策立足點。新時期以來，隨著我國社會階層結構的發展變化，特別是隨著對於我國當代社會發展基本矛盾的認識的深化，原來立足於階級鬥爭基礎上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顯然不適應新的形勢發展的需要。因此，鄧小平1980年1月16日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講話中明確指出：“我們堅持。雙百方針和三不主義，不繼續提文藝從屬於政治這樣的口號，因為這個口號容易成為對文藝橫加幹涉的理論根據，長期的實踐證明它對文藝的發展利少害多。”在此基礎上，《人民日報》1980年7月26日發表《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社論，並對這一新的文藝政策思想作了全麵闡述，使之成為指導新時期文藝發展的重要政策依據。又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自1953年第二次全國文代會召開以來，就被確立為新中國文學藝術的最高準則，具有文藝政策的指導意義。周恩來在第二次文代會上所作的《政治報告》中明確指出：“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我們文藝界創作和批評的最高準則，這是很好的。”此後，經過曆次文藝批判運動的統一思想，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不僅成為社會主義文藝主要的創作方法，而且成為新中國文藝發展的主流意識形態，具有不可動搖的崇高地位。直至20世紀80年代初，有關非現實主義的文藝思想仍然被當作“異端”來看待。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特別是西方現代主義文學藝術潮流大量湧入，文學觀念開始逐漸發生改變。從詩歌中的象征主義、意象主義，小說中的意識流、魔幻現實主義，一直到戲劇創作中的荒誕戲劇等，西方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各種思潮流派幾乎都在中國當代文壇上走了一遍。到20世紀80年代後期，現代主義文學藝術的觀念及其作品已基本上為國內讀者所接受，原來定於一尊的現實主義文學藝術被新的多樣化局麵所取代。有關現實主義的文藝政策也逐漸得到改變。
再次，20世紀80年代文藝政策的調整還有一個重要現象值得注意。本來，政策就是一種政治措施，再加上受到曆史條件的限製，過去文藝政策的製定基本上隻是用來解決文藝友展中的一些方向路線的大問題，對文藝規律較少涉及，甚至有的文藝政策與文藝發展規律相違背，既影響到文藝政策的質量，也對中國當代文藝事業的發展帶來負麵效應。20世紀80年代文藝政策的調整，開始關注到這一問題。文藝政策的製定，更加重視與社會主義文藝發展規律相適應。1984年胡啟立代表黨中央發表《在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該《祝詞》第一次提出，要把“創作自由”的旗幟鮮明地寫在社會主義文藝的旗幟上，表明對於文藝創作規律認識的深化。對於胡風案的平反也是一個較為典型的事件。胡風自1955年被打成“胡風反黨集團”頭子，投入監獄勞動改造。1980年9月，中央在政治上為所謂“胡風反黨集團”冤案徹底平反，但有關方麵仍然堅持20世紀50年代對胡風文藝思想的否定性結論，認為胡風的文藝思想是屬於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1988年6月，隨著思想解放的深入，也隨著對於文藝規律認識的深化，中央有關部門對胡風文藝思想等方麵的幾個問題進行了複查，發出通知撤銷和糾正過去不準確和不正確的提法。第一，過去把胡風關於文藝問題的一些不同意見歸納為“五把刀子”，這同胡風的原意有出入，應予撤銷。第二，關於胡風等人的宗派活動問題，經複查認為，在我國新文學發展史上，的確存在過不同文藝陣營之間的宗派問題，也妨礙了革命文藝界的團結，但這不是胡風個人的問題。胡風在政治上是擁護共產黨的，本著曆史問題宜粗不宜細和團結起來向前看的精神，可以不對這類問題作出政治性結論。第三，對於胡風的文藝思想主張，應該按照憲法關於學術自由、批評自由的規定和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由文藝界和廣大讀者通過正常的、科學的文藝批評和討論求得正確的認識。這無疑也反映了政策製定者對文藝政策的界限和範圍有了進一步的深入認識。此外，到了20地紀80年代後期，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漸展開，文藝政策原先沒有涉及的文藝經濟問題開始受到關注，並被逐漸作為政策問題提出和給予解決。1988年9月，《國務院批轉文化部（關於加快和深化藝術表演團體體製改革意見）的通知》正式出台，從一個側麵反映出政策主體對於文藝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和對於文藝規律的尊重。這就為新時期文學藝術的進一步健康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環境。
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當代社會發展，包括文學藝術發展，曾一度陷入徘徊的局麵。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的發表，為90年代的中國社會注入了新的活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開始進入全麵實施階段，整個社會和文學藝術的發展也由此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促使90年代的文學藝術以及文藝政策在原有基礎上發生新的轉型。
20世紀90年代文藝政策的轉型是與90年代整個中國社會和文藝發展的轉型密不可分的。90年代文藝發展的轉型是中國當代文藝發展史上一次意義重大的曆史轉折，其意義和作用不亞於新時期初期文藝界的撥亂反正。其基本特點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為文藝發展的新的曆史平台，由此帶來文藝發展的一係列重大變化，包括文藝機製的市場化、審美趣味的世俗化以及文藝地位的邊緣化等。這就對20世紀90年代文藝政策的調整提出了新的、更具有革命性變革的要求。因此，20世紀90年代文藝政策的轉型要解決的基本政策問題主要有三個方麵：一是要處理好堅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協調文藝發展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合理關係以促進文藝事業健康發展的問題；二是要處理好在對社會實施有效控製的同時，進一步按照文藝自身發展規律促進文藝事業健康發展的問題；三是要處理好堅持依法管理和進一步完善當代文藝政策體係的問題。
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是中國當代社會發展的一次重大轉折。達一轉折的理論基礎，是1987年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所確立的黨的基本路線，即：“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鬥。”這一基本路線的核心是所謂“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其中核心的核心則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在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正反兩個方麵經驗教訓總結的基礎上得出的來之不易的基本結論。鄧小平在1992年著名的南方講話中強調指出：“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隻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怎樣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鄧小平進一步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正是鄧小平的這些大無畏的精辟論斷，極大地推進了20世紀90年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麵展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麵展開，一方麵極大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繁榮；另一方麵，文化藝術產品也隨之進入市場，帶來許多新的問題。這些問題歸結起來，最基本的一點，就是市場規律與藝術規律的矛盾問題。藝術在過去主要被理解為一種觀念形態的東西和象牙塔內的東西。但是藝術“從另一意義上也是經濟基礎的一部分；它像別的東西一樣是一種經濟方麵的實踐，一類商品的生產。批評家，即使是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家，很容易忘記這個事實，因為文學是處理人類意識的，這就會誘使我們這些文學研究者局限於這個領域之內”。文學藝術成為一種特殊商品之後，仍然有一個按藝術規律辦事的問題。與之相應，文藝生產的諸多市場規律問題如成本、利潤、銷售渠道、購買者的口味、包裝策略等問題接踵而至。這就需要國家的管理者製定適當的文藝政策包括經濟法律等方麵的政策，正確處理好堅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協調文藝發展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合理關係，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改革過去不合理的文藝體製，既講文藝的社會效益，也講文藝的經濟效益，從而促進文藝事業健康發展。因此，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家出台了一係列有關文藝與經濟關係的政策，如1991年2月22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文化部關於加強演出市場管理報告的通知》，1991年7月21日《國務院批轉文化部關於文化事業若幹經濟政策意見的報告》，1996年11月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完善文化經濟政策的若幹規定》等。事實證明，市場經濟之於文學藝術，既不是餡餅，也不是狼來了。但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卻為文學藝術的發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藝術空間。
中國當代文學藝術的發展還與國家和政府有著遠較過去更為密切的關係。政府作為廣大人民群眾的代表和組織者，為保證國家利益和廣大群眾的根本利益，必須對社會實施有效的組織和控製。在傳統社會裏，這種組織和控製的方式表現得非常簡單，其影響和作用也相當有限。但在現代社會，隨著社會分工的進一步發達，對杜會進行有效組織和控製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以文代會的會議方式和文聯、作協等組織方式對文學藝術事業實施有效的組織和控製，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符合現階段曆史要求的文藝組織方式，對新中國文藝事業產生了深遠影響。但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藝事業組織方式也存在一些重要缺陷。胡風早在20世紀50年代的所謂“30萬言書”中曾對此有過尖銳批評。20世紀50年代中期“雙百”方針提出後也有評論家作過呼籲。其中最主要的問題是對文藝發展規律缺乏深刻認識，對文藝家的創造性勞動缺乏應有的尊重。而文藝事業的健康發展，必須要處理好在對社會實施有效控製的同時進一步按照文藝自身發展規律促進文藝事業健康發展。正是為了解決這樣的重大問題，黨中央提出了“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的文藝方針政策，江澤民同誌《在中國文聯第六次代表大會、中國作協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對此有過深刻的闡述，使之成為正確處理好社會控製與尊重文藝規律的基本原則。
中國當代文藝政策的建構還有一個自身不斷完善的問題。這在過去，主要是文藝政策的指導思想受到較大限製，文藝政策的內容還比較狹窄，文藝政策的實施方式也還比較簡單，需要進一步加以完善。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當代文藝政策原有的不足仍然需要進一步完善，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麵展開，造成文藝經濟方麵的政策的缺陷與不足日益突出，需要花大力氣加以解決。與之同時，隨著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進程的加快，文藝立法的問題也被提了出來。這就對文藝政策的曆史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新的挑戰。政策和法律，都是社會調控的有效手段。政策既具有政治措施的原則性，也具有某種靈活性；政策具有鮮明的黨派性，但黨的文藝政策又必須惠及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政策自然需要得到有效貫徹，卻又不具有強製執行的特點。這些特點便中國當代文藝政策在新中國文藝事業中如魚得水，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從社會調控手段的曆史發展看，法律具有適應麵廣、操作性強等特點，具有比政策更為普遍的適應性的曆史特征。因此，國家對於文藝事業的調控，從文藝政策到文藝法，是一種必然趨勢。但在我國現階段，文藝政策和文藝法，有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這就需要一方麵結合文藝發展的新的曆史特點，把文藝立法盡快提上日程；另一方麵，繼續完善現有的文藝政策體係，使之能更好地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文藝事業健康發展的需要。
二、新時期文藝政策與文藝創作
新時期以來的文藝創作在整個中國當代文藝發展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關於新時期文藝創作的發展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是一個很大的話題，已有不少專家學者對此作過精彩描述。本書主要從文藝政策與文藝創作的關聯性方麵作一簡要概括，所說的新時期文藝政策與文藝創作，按照我們的理解，大致可分為20世紀80年代的文藝政策與文藝創作和20世紀90年代的文藝政策與文藝創作。
如前所述，20世紀80年代中國當代文藝政策發展的基本特點是調整。80年代前期的調整主要是撥亂反正，把被“四人幫”顛倒的是非顛倒過來，努力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所謂正確的文藝路線和文藝政策基點。80年代中後期，在改革開放深入發展的社會曆史背景下，開始對原有的文藝政策進行反思，試圖在保持原有文藝政策基本框架的前提下，麵對新的形勢和新的需要，作出新的適應性調整，包括對過去認為正確的文藝政策在新的曆史水平上進行反思，以及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下的文藝政策問題作出初步探索。上述80年代文藝政策的調整對80年代文藝創作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刺激和推動作用。80年代文藝創怍的快速發展，又對文藝政策提出了更新和更高的要求。兩者相互影響，共同促進80年代文藝政策和文藝創作的發展。在整個80年代，文藝政策與文藝創作相互促進的發展態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新時期初期文藝界的撥亂反正，是對新時期文藝發展影響深遠的一係列政策活動，包括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重新確立“雙百”方針作為指導當代文藝事業發展的正確方針，以及徹底推倒“文藝黑線專政”論，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錯誤批判的作家作品恢複了名譽等。這一切文藝政策事件不僅極大地解放了文藝生產力，為新時期文藝創作的繁榮準備了條件，而且也為新時期文藝政策自身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新時期重新確立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並在此基礎上對建國以來一係列重大問題進行重新評價，涉及黨和國家的全麵工作，並不限於文藝工作和文藝政策。從文藝政策方麵看，80年代前期涉及撥亂反正的文藝政策和文藝政策事件很多，最為突出的是對於“文藝黑線專政”論的否定和重新確立“雙百”方針作為指導當代文藝事業發展的正確方針。對於“文藝黑線專政論”的否定乃是新時期文藝界撥亂反正的必然要求，而且對新時期文藝衝破“四人幫”設下的禁錮至關重要。但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這一破舊立新的工作卻進行得非常艱難。據當時文化部理論組長顧驤回憶：“當時，我們對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批判，也隻能是在不觸動毛澤東的情況下，小心翼翼地進行。就在這個月（按指1977年10月——引者注），我們在東四禮士胡同北院會議室，以文化部理論組名義，召開了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文藝界人士座談會。《人民日報》文藝部派記者鄭榮來同誌參加。根據現有資料，這是文藝界最早的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的行動，拉開了戰鬥的序幕。年底，《人民日報》召開了更大規模的、文藝界具有影響的人士參加的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座談會，同時發了消息，這場戰鬥算是正式打響。”這裏提到的“更大規模的、文藝界具有影響的人士參加的座談會”是指1977年11月20日《人民日報》在北京召開的堅決推倒“文藝黑線專政”論座談會。
關於這次座談會，據劉錫誠記載：“1977年11月20日，《人民日報》編輯部邀請文藝界人士舉行座談會，堅決推倒文藝黑線專政論。參加座談會的首都文藝界人士有：茅盾、劉白羽、賀敬之、謝冰心、呂驥、蔡若虹、李季、馮牧、李春光等。到會人員中，除了李春光是當年的造反派外，其他人，全部是文革前文藝界的老同誌和名流。到會者指出：所謂文藝黑線專政論，是四人幫強加在文藝工作者和廣大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鎖和政治鐐銬。它全盤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線在文藝戰線上的主導地位，篡改文藝戰線鬥爭史，否定十七年革命文藝的成就，摧殘文化大革命前所有優秀的文學家、藝術家和一切優秀的文藝作品。文藝黑線專政論是林彪、四人幫反對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推行其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的重要理論支柱。隻有砸碎文藝黑線專政論這個沉重的精神枷鎖，肅清它的流毒，才能真正貫徹雙百方針，繁榮社會主義文藝事業。”問題的複雜性在於，由於毛主席曾經親自審閱過《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在當時的背景下，中央分管恚識形態工作的領導對批判《紀要》提出的“文藝黑線專政”論提出了質疑。於是，《人民日報》在報道此次會議時加了一條頗為奇怪的“編者按”，其中講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中，毛主席革命路線在文藝戰線同樣是占主導地位的。盡管受到過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嚴重幹擾和影響，但毛主席的紅線一直照耀著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進程。”
稍後《光明日報》在刊發這次會議的“編者按”中說得更明白：“十七年的文藝戰線，黑線是有的，這就是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這條黑線，對我國文藝事業確實有過相當嚴重的幹擾破壞。但是，總的說來占主導地位的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顯然，這樣的批判不僅沒有否定“文藝黑線專政”論，反而對它是一個肯定。因此，一直要到1978年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之後，才真正開始徹底否定《紀要》和解除“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枷鎖。1978年10月20日，《人民文學》、《詩刊》和《文藝報》三家刊物舉行編委聯席會，張光年在會上作了45分種的發言，後來以《駁“文藝黑線”論》為題發表在1978年12月19日的《人民日報》上，被認為是對“文藝黑線專政”論發動公開批判的第一篇檄文。張光年在發言中講到：“文藝黑線專政，論是被推翻了，至少沒有人公開為它辯護了。但還有一種說法：文藝黑線的帽子卻不能摘掉。黑線是有的，那就是劉少奇的文藝黑線。這是改組以前的《光明日報》提出的，現在已經是光明的《光明日報》了。那時許多同誌感到惶惑。當時我們在會議上反駁了這種說法。我不讚成這種說法。現在也不讚成，”又說：“最近一年來，報刊上集中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的同時，也批判了文藝黑線論。文藝黑線論也是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一個是理論黑、作品黑、隊伍黑。理論黑，一是三結合，一是黑八論。說十七年有一條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完全與事實不符。大量事實證明，他們把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當成劉少奇文藝路線來批。
他們明明知道十七年是周總理領導的。越是總理領導的，越是當成毒草批。我認為，給文藝界加上的劉少奇文藝黑線是個陰謀，矛頭首先是針對著總理的。把不是劉少奇的人，都推到劉少奇那裏去。揭發出這個陰謀，本身就是捍衛毛主席文藝路線。”張光年在發言中還特別提到：“徹底糾正林彪、四人幫製造的冤案，不僅是撥亂反正的是非問題，而且是從政策上予以平反昭雪的問題。文藝界有那麼多有生力量含冤而死，許多人至今背著黑鍋。這不利於調動積極性，不利於促進文藝的繁榮。有些業餘作者受到株連，至今沒有解決，據說黑線是有的，還要觀望一下。”張光年此文既批判了“文藝黑線專政”論，又批判了“文藝黑線”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當時還沒有給劉少奇正式平反，對所謂“文藝黑線”論的批判也就始終無法說透。1979年1月2日，剛剛就任中宣部部長的胡耀邦，在中國文聯舉行的迎新茶話會上，正式與300多名文藝界人士會麵。在胡耀邦的主持下，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兼文化部長的黃鎮向與會的文藝界人士鄭重宣布：文化部和文學藝術界在“文化大革命”前17年工作中，雖然在貫徹執行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的過程中，犯過這樣和那樣“左”的和右的錯誤，但根本不存在“文藝黑線專政”，也沒有形成一條什麼修正主義“文藝黑線”。這是最早來自權威方麵的否定“文藝黑線專政”論的聲音。在此基礎上，才有了1979年《中共中央批轉總政治部關於建議撤銷一九六六年二月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請示的通知》（1979年5月3日），“文藝黑線專政”論問題才得到徹底解決。但對“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批判逐步深入的過程，也正是文藝界進一步解放思想，重新確立“雙百”方針作為指導當代文藝事業發展的正確方針，促進文藝創作不斷發展的過程。在對所謂“文藝黑線專政”論進行清算的同時，為一大批過去受到錯誤批判的作家作品恢複名譽的工作，作為撥亂反正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被提上了議事日程。早在1978年10月《人民文學》、《詩刊》和《文藝報》三家刊物舉行編委聯席會上，著名文藝評論家馮牧就提出大批作家作品亟待平反的問題。他具體提到的作家有李建彤、趙樹理、周立波、馬烽、丁玲、艾青、公劉、劉賓雁、王蒙、秦兆陽、孔厥等。1978年12月，《文藝報》和《文學評論》召開了聲勢浩大的“文藝作品落實政策座談會”，出席會議的文藝界著名人士有上百人之多。會議提出要為過去受到錯誤處理的作家作品平反和恢複名譽，其中提到的文學作品有《保衛延安》、《劉誌丹》、《三裏灣》、《山鄉巨變》《賴大嫂》、《“鍛煉鍛煉”》、《在橋梁工地上》、《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等，電影作品有《紅日》、《怒潮》、《暴風驟雨》、《紅河激浪》、《不夜城》、《林家鋪子》、《五朵金花》、《早春二月》、《逆風千裏》、《北國江南》等。對戲劇作品《海瑞罷官》、《謝瑤環》、《李慧娘》等，也提出要從作品所反映的現實或曆史的生活是否真實出發，實事求是地考察作品的思想傾向，重新作出科學的評價，推倒過去強加給他們的一切汙蔑不實之詞。上述這一切新時期之初的文藝政策事件，力圖恢複曆史的本來麵目，創造了開放活潑的創作氛圍，極大地調動了廣大文藝工作者的積極性，解放了文藝生產力，促使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文藝發展開始出現活躍和繁榮的景象。其中，持續的詩歌創作熱潮和以“傷痕文學”為代表的短篇小說創作熱和以“反思文學”為標誌的中篇小說的異軍突起，共同構成了20世紀80年代前期文藝大解放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