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春，葉聖陶到蘇州水鄉古鎮甪直任教，在這裏，他和其他老師一起自編各種課本，創辦生生農場、利群書店、博覽室，造禮堂，建戲台，開同樂會、懇親會，輔導學生自編自演話劇，組織學生遠足旅行。那幾年，他充滿了希望、快樂。並不是物質上的豐裕（在學生的記憶中，當時他的薪金不多，布衣布鞋，粗茶淡飯），而是精神上的富足、創造的可能給他帶來滿足，這是任何有形的報酬都無法替代的。五四運動時，我們看到他代表當地小學老師發表的罷課宣言，那種自信，那種身居偏遠小鎮、心懷天下的心胸，都讓我們看到那個時代小學老師的精神狀態，與時代同步的職業自信，播撒文明種子的知識莊嚴，在基礎教育中自覺的創造樂趣。這裏並不是他的故鄉，卻勝似他的故鄉，他臨終前留下遺言要埋骨於此，可見他對這一段生活的珍視。
如果說錢穆、葉聖陶他們以後成為各自領域的名家，乃是小學先生中的特例，不具有普遍性，我想起一些以小學老師終其一生、默默無聞的名字，比如王人駒1946年為浙江永嘉縣的永昌小學校長，把訓導主任改為生活導師，音樂課可唱古怪歌，國文教科書不用國民政府規定的“國定本”，而用開明書店的《少年語文讀本》，當然當局也沒有為難他。
劉百川1929年到1931年在江蘇東海中學附屬小學做校長，留下了一本《一個小學校長的日記》，關於那個時代小學的活的記錄，那些樸素、簡潔甚至零碎的對教育的思考，六七十年後打動了江蘇南通的一個中學校長淩宗偉，“點點滴滴，細細碎碎，但處處閃爍著教育的智慧，浸透著對教育的理想，更有教育的實踐”，並通過他感動了年輕的85後教育工作者陳文芳，也觸動了重慶冉家壩小學的楊乾敏校長和羅美莉。
王人駒、劉百川隻是民國的小學老師，普通、平凡，沒有驕人的業績，也無顯赫的名聲，但毫無疑問，做他們的學生是幸福的，他們真正當得起“先生”這個稱呼。教育，教育，教書育人，我們今天常常重視前者，忽略後者，其實，“育”是重心，哺育、養育、涵育……都是有生命的，教育的生命來自這個“育”字，小學講台傳承的不過是最基礎、最淺顯的常識，無甚高深之處，在問學的路上不過是起點，在育人這一點上，卻是一個奠定根基的階段。葉聖陶相信教育是一項“高尚的，神聖的”事業，認為小學教育的價值在於打定小學生一輩子明確的人生觀的根基，不單純是書本知識的授受。如何將文明的火把交在一代代孩子手中，如何讓他們從一開始就踏上一條人格健全的道路，如何啟發他們天賦中最有創造力的部分，如何激活他們的想象力，如何讓他們發現自己、認識自己，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小學老師，取決於他們誠懇而真實的思考，取決於他們對自己職業倫理的守護，取決於他們對人的尊嚴、自由的信奉。何況不是所有人都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小學提供的文明訓練將成為一生的基礎，小學老師更承擔著培養人、塑造人的重任。與大學教授相比，也許他們的責任更重，恢複他們的職業自信、人格尊嚴，複蘇一代老師的責任感，是這個時代和未來仍要麵對的命題。我想起汪曾祺的小說《徙》的最後，高老師早已死了，當年的小學生還在唱他寫的校歌，“墓草萋萋，落照黃昏，歌聲猶在，斯人邈矣”。
1917年春，葉聖陶到蘇州水鄉古鎮甪直任教，在這裏，他和其他老師一起自編各種課本，創辦生生農場、利群書店、博覽室，造禮堂，建戲台，開同樂會、懇親會，輔導學生自編自演話劇，組織學生遠足旅行。那幾年，他充滿了希望、快樂。並不是物質上的豐裕（在學生的記憶中，當時他的薪金不多，布衣布鞋，粗茶淡飯），而是精神上的富足、創造的可能給他帶來滿足，這是任何有形的報酬都無法替代的。五四運動時，我們看到他代表當地小學老師發表的罷課宣言，那種自信，那種身居偏遠小鎮、心懷天下的心胸，都讓我們看到那個時代小學老師的精神狀態，與時代同步的職業自信，播撒文明種子的知識莊嚴，在基礎教育中自覺的創造樂趣。這裏並不是他的故鄉，卻勝似他的故鄉，他臨終前留下遺言要埋骨於此，可見他對這一段生活的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