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3月16日晚，在又一次工作彙報會議上，當時的雲南大學校黨委書記李書成說：“兩天來（運動）發展很快，上午（全校寫大字報）3200多張、（意見）800多條，下午中文係一萬多條……意見多，質量高是先進。如中三（中文係三年級）每人200條，向全校挑戰。”
小醜當道，無法祈盼好日子的到來。3月18日，他們又鼓勵了這樣的做法——“係學生提意見已突破二萬條，教師都被燒著一下”。
燃燒掉的，是那些可敬可愛的教師們教書育人的崇高目標，是幾十年的心血培育，是對未來的渴望，對國家的希冀以及對自己職業的美好願望。他們沒有被戰火所傷，沒有被敵人所嚇倒，而是越戰越勇，但麵對這些自己教出來的學生，他們卻敗得徹徹底底，無話可說。
5月3日晚，張德光在整風運動的個人工作總結中寫道：“寫到106條已3點多，外出一看家家都已熄燈。”6月1日下午，在曆史係教師交心會上，“陳年榜談交心思想鬥爭，交到70條時抵觸起來，認為黨是法官，自己是罪人，向法官寫供狀，想不通把筆都摔了”。很難想象，這就是當時的雲南大學那片悠悠沃土上發生的事情。
病態的決策，已把人逼得陷入病態。但是很多人想：“甚至是打仗的日子都比這舒服，難道日本人真的無力再戰嗎？”在沉重的思想壓力下，保命已成為人們的當務之急。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折磨，比一切酷刑都更加殘酷。真的像武俠中所描述的一樣殺人於無形，隻是這武器變成了言行。
那時，有些黨員係主任，居然麻木地給自己戴上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這時的他們已如行屍走肉，能做出什麼瘋事也就都不足為奇了。他們“深刻”地反省著，虔誠地懺悔著自己的罪行，心甘情願地做著自我檢查，並且態度良好地接受著群眾的批評教育。
時為校黨委常委、校長的李廣田，看到秩序淪喪，特別是國家知名的老教授們蒙受不白之冤，心裏對黨委的做法十分反感。他對劉文典敬重已久，但現在看到他被定為全校的頭號大敵，李廣田每每想起，都極為憤慨，可卻也無能為力。
一天，忍無可忍的他惱怒地問張德光：“德光你們怎麼這麼隨風倒呀？中央都宣布過知識分子大多數已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你們幾個共產黨員怎麼又承認自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張德光聽完，啞口無言。
正義的力量，在淪喪的時代是微弱的。作為雲南大學最高級別的教授，劉文典受到的政治壓力無疑較別人更重。喪心病狂的校黨委把劉文典看成最後的“頑固堡壘”，多次為其展開“批判會”。交心運動，上升到了血與肉的階段。
一生狂傲不羈、倡導獨立文人風格並身體力行的劉文典，敢於和一代梟雄蔣介石麵對麵抗衡的劉文典，終究是禁不住身體與心理的雙重折磨的。身體上的野蠻也許能讓他咬牙接受，但心靈上的捆綁，卻十足要了他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