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在經濟建設及民生服務之前被擺上了台麵，這對當時的那一代文人無疑是個重大災難。那一代人因為戰亂，因為西方文化的引進，大都留過洋，思想更為活躍，成為了積極的一代，但剛剛建立的新製度並不太寬容，兼容並包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在麵對不那麼嚴肅的問題上，他們的“仁慈之心”尚弱。
為了徹底清除反動思想，各大高等院校都積極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思想改造運動。至此，一幕殘酷的“黑暗劇”漸漸拉開了序幕。
劉文典戒除煙癮後，在詩序中說，“自己有一個姬人很可愛，明媚窈窕，溫存體貼，可惜短命死矣，晚上他為此感傷得夜不能眠，於是寫詩懷念她。”此事本不大，若是發生在今天，或許還能有個文人墨客的美名，可在運動中，卻不能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有人舉報稱，“懷疑劉文典寫此詩是在留念曾經伴隨他很久的那杆煙槍”。
這隻是個開始，詩在這場運動中成為了麵向劉文典的最初武器——用文人自己的筆墨打擊文人，是所謂的“以彼之道，還施彼身”？
劉文典百口莫辯。
雲南大學中文係教師學習組對此次事件定了性：劉文典在傳播封建權威思想。他們還特意為他製訂了幫助計劃，意在“不願看見老教授再次沉迷，玩物喪誌。要堅定執行黨的決定，幫助他們徹底清除封建權威思想。”
他們對劉文典所謂的“封建權威思想”進行了深層次的“幫助”，除了劉文典，當時很多知名文人、教授都經曆了這一切。所謂的“幫助”，也隻是說來好聽而已，那些時日簡直如地獄一般，這些文人及曾經的革命者受了很多苦。在那時，幫助的真實意義，就是批評和抨擊，這是會流血、會要人命的。
這種情況，讓劉文典剛剛歡愉不久的心燃起怒火，他狂躁的心又回歸了。他回顧自己的一生，無論哪時未曾畏懼過，而他們對自己施以如此“罪責”，要如何忍受呢？這讓他再次變成了戰士。
人人落井下石，人人“過分”地各司其職，似乎成了一種潮流，很多人專門搞起了這種整人不利己的活動。劉文典憤憤不平，心中有股火燃燒了起來，就像他少年時抗擊外敵一般，可這也間接地害了一生清高孤傲的他。
劉文典的這股氣一直存留在心間，隻是理智暫時戰勝感性，還沒有爆發，直到1954年1月24日，這一天，隱忍的劉文典終於爆發了。他還像從前一樣，毫不顧忌地發泄著心中的憤怒：“不要把我當中文係的人了，中文係的課我不高興開了，我在二十五號輔導學生是為了曆史係，中文係的學生要來我當然不能拒絕，是雲南大學的嘛！雲南大學人來我都不拒絕。”
短短的幾句話，看起來也並不是什麼反動言論，但在當時草木皆兵的局勢下，任何一句未經深思的話都可能成為導火索，更何況是如此憤憤而發的？此後劉文典的處境與之前截然不同，一代文人，開始慘淡地過著自己本該欣喜的生活，人世於他而言，實在太不公平了。
1952年，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在經濟建設及民生服務之前被擺上了台麵，這對當時的那一代文人無疑是個重大災難。那一代人因為戰亂，因為西方文化的引進，大都留過洋，思想更為活躍，成為了積極的一代，但剛剛建立的新製度並不太寬容，兼容並包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在麵對不那麼嚴肅的問題上，他們的“仁慈之心”尚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