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書信裏，劉文典除了與友人討論戰事和未來局勢的發展變化，還經常調侃昆明的“跑警報”。雖說經常提起，卻不怎麼訴說自己對陳寅恪的敬重，對那次的“跑警報”事件，也是寥寥數語就帶過了。
劉文典的“驕狂”，大抵是分時候的，麵對陳寅恪時，他便沒了脾氣。他對人對事，不矯揉造作，認為陳寅恪值得自己如此，便不多說一句，隻安心做自己認為在理的事，這種率真和坦蕩，是他身上最鮮亮的閃光點，其實是勝之於其“狂”的。尤其是在戰亂之時，則更顯彌足珍貴。
那時，同為文人，很多人失了節，充當走狗，替人賣命，可劉文典還是那個讀書人，不曾變過，隻顧安心做學問，且時常鍛煉——“跑警報”。
劉文典任教西南聯大期間，曾有過焦慮和害怕，甚至住在了很遠的地方，鮮有人知道。追溯緣由，一方麵是為了躲避追捕，一方麵可能他自北平逃到西南聯大之時，已在路上流亡了兩個月之久，渾身灰塵，簡直不像文人了。是時，他的頭發已經花白，一襲破布長衫，身上還汙漬斑斑，肩上背著的破布包已是他的全部家當。這樣的狀態，讓他的自尊心受到“拷問”——這副尊榮，還能為人之師？
幸而，這般落魄之態是不入眾多學生眼目的，而不拘一格的他，也不見得真要華服加身才去授業解惑，大抵，是他那一瞬間的柔軟，在他內心深處泛起了令其終生不忘的漣漪。
當開始了在西南聯大教書的光景時，他還在課上對學生們打趣道，“我的書籍都丟了，資料也沒有了，隻好把腦子裏的東西都給你們了。”三言兩語，便撇清了與俗物的關係。
那時的他多次搬家，幾經顛沛，最後在市郊官渡下榻。官渡位於昆明東南郊，是重要的曆史景觀。劉文典的住所，離學校較遠，每次上課他都須步行幾小時才可到校，正如他在寫給梅貽琦的信中所言：“自千年寓所被炸，避居鄉村，每次入城，徒行數裏，苦況尤非楮墨之所能詳。”
盡管路遙，劉文典卻未因此缺過一堂課，他說：“國難當頭，寧可被飛機炸死，也不能缺課。”
老年的劉文典，脾氣也還是這樣，沒有課上是萬萬不行的。新中國成立後，他年事漸高，學校為了減輕他的負擔，讓其能集中精力進行學術研究，一度撤掉了他的課，這遭到了他的強烈反對。他堅持要上課，並聲色俱厲地對人說：“教授怎能不教書？不教書就是失職！”
一日為師者，終生授教。“不教書就是失職！”劉文典一生耿直、純良，擲地有聲之詞，也讓這個“狂人”身上多了一份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