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別政壇的劉文典，一心撲在了對學問的研修上，漸別虛無。
人世浮妄，有些人總能看清自己的前路，因為他們認識到什麼樣的路才適合自己走；而另一些人，多會被眼前暫時的浮華所蒙蔽，辨不清方向，尋不見出路，終而會倒在迷茫的探索之中。
探尋出路，為迎來新世界死而後已，是為革命者。然而，達成此種目的，卻隻能走革命這唯一的路？
對陳獨秀這樣的“鐵杆兒”革命者來說，世界的新路子總是在革命中才可實現的。不過，對劉文典這樣擁有自由之身的人而言，革命，似乎並非唯一的掘新之舉。他的思想裏，根植了關於“人生”，關於“主義”，關於“道義”的東西。
彼時，被保釋出獄的陳獨秀亦憂亦喜。憂的是，出獄後的他依然被警察時刻監視，沒有更大的自由。可喜的是，因了“五四運動”被捕一事，他已名聲在外，被一眾國人所敬仰，當真是人們眼中的崇高領袖，他可以更加暢意地行革命之事，臂一呼，千人應。
不安分的人，始終會想盡辦法去落實心中的想法。陳獨秀便是如此，他很快便與《新青年》的一幹同人秘密策劃，遠離北平。
為了一舉成功，一行人經過周密安排。1919年底的一天，陳獨秀悄悄離開居所，先到了胡適的家，再轉至李大釗家。這幾乎是一條完美的計劃，不會出錯的路線。其後，他在李大釗的護送下，由天津登上開往上海的輪船。那時的陳獨秀，腦子裏似乎隻有一個想法：保存自己，保存革命的力量！
其時，在陳獨秀“躲人耳目”的時間段裏，劉文典的家也成了他的“驛站”。而在那段直麵相對的日子裏，劉文典似乎把這個原來當作燈塔的人看得更通透了。
當國人的景仰日甚之時，陳獨秀也開始將其政治思想調整了方向：他逐漸蛻變成一個職業革命家，越發堅定地為“馬克思主義”的落地奔走。事實上，他的堅持沒錯，隻是他的方式卻有“急功近利”之嫌。
思想帶動行為，行為鞏固思想。陳獨秀個人思想的“傾斜”，致使《新青年》慢慢失去了原來的味道。自1920年9月1日第八卷第一號開始，該刊物儼然成為宣揚中國共產黨理論的“先行軍”，切切實實“淪為”政治工具。
對陳獨秀來說，能夠帶領中國勞苦大眾尋找到一條光明的出路，遠比他個人獲得多大榮譽重要得多，這也是他最初便積極在《每周評論》上宣揚“布爾什維克”以及以鼓舞、激勵之言助推“五四運動”持續進行的緣由。隻是，他所采用的方式有些脫離實際，畢竟按照中國當時的國情，迅速走上那條他所期待之路，是根本不現實的。
當作為革命誌士展露開明思想的《新青年》，也逐步被套上政治枷鎖時，原本旨在以此接觸更開明世界的同人們，便開始思考起自己的路了。這其中包括劉文典，還有胡適等人。胡適說，“陳獨秀便與我們北大同人分道揚鑣了”。
曾經的革命摯友，彼時卻各走各路。人生取向的不同，自決定了彼此所選方向的差異。劉文典喜文，自加入同盟會，開始與革命結下不解之緣，也絕非有意成為“一介武夫”。他希冀以開明之思想，救國人之愚昧。自始自終，在他的內心世界裏，“政治”都是自己沒辦法觸碰的，或者說，他也根本不想涉入太深。
有一個猜測不得不提。當“二次革命”失敗後——或失敗期間，或就整個事件本身而論，在劉文典心裏的當時的革命者，對於“革命”二字本身自帶有“與生俱來”的軟弱性。關於這一點，無從考證，隻能以劉文典他日的成就，揣測其大抵有這般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