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國對環境治理方麵的研究顯然剛剛開始，中國近年能源消耗的速度遠高於實際經濟增長速度，這種增長是不可能長時間持續的。最近《京都議定書》開始生效，哪些公共政策措施可以控製二氧化碳和其他汙染氣體的排放？建立一個排放權的市場是否對控製尾氣排放有效？如何資助新環境技術的進步？這些問題不僅需要技術知識，也需要經濟學素養。而建立一個環境監管體係，就不僅僅涉及法律問題和技術問題，更需要對廣泛社會問題的考量。環境汙染背後的實質是社會成本和價值的重新分配問題，因而要從社會係統的角度考慮環境監管。並且從發展的角度來看，中國環境汙染的源頭在發生改變，監管體係也就應該隨之改變。
還有公共衛生問題，比如SARS、瘧疾、艾滋病等，這是全球化的另一麵。人口流動性的增加加快了疾病傳播，如何控製這些疾病的流行，不僅需要醫生的合作，而且涉及許多移民的工作、生活和環境等問題。我們會麵對許多類似的公共政策問題，解決方法要看曆史因素和經濟發展水平。因此，就要進行國際比較研究。
中國是獨特的。但是，中國也曾經是一個中央計劃經濟國家，有些研究需要與過去同是計劃經濟的中歐和獨聯體國家相比較。與此同時，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和台灣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在開始階段農村人口都占很大比重，傳統社會規則是從農業社群中的人際關係生發出來的。這些社會關係不可能一夜之間改變，這種發展形式和西方經濟的發展很不一樣，與俄羅斯等也不太一樣。所以，在麵對這些既有共同點，又有獨特性的問題時，比較研究會很有意思。雖然受製於不同的製度框架，但問題是共同的，比如社會保障、養老金問題和環境問題等。關於社會保障製度的設計，我們可以從新加坡、瑞典和其他國家學到許多經驗。在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與環境的社會衝突方麵，我們可以從日本20世紀60年代後期的環境立法、產業發展協調中學到許多教訓和經驗。所以，對產業發展和環境治理的研究應該是全球化的。
比較經濟製度分析是一種概念工具，有助於理解不同經濟製度如何演化。不同製度可能會融和，可能會繼續保持差異。產業發展和環境治理政策不一定是普世適用的，在某些國家可能容易實施，其他國家也許不行，但不同國家之間的交流非常重要。充分利用國際上已有的研究成果，收集和整理這些成果以作進一步的交流，是十分可取的途徑。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比較、借鑒和學習也成為CIDEG學術活動中的一項重要內容。根據CIDEG理事長陳清泰的倡議，我們決定翻譯並出版這套“CIDEG文庫”，介紹不同國家是怎樣從農業國發展為現代國家的；在經濟高速發展階段，是如何處理經濟與環境的矛盾的。這套叢書的內容選擇非常寬泛，包括學術的、非學術的，目的就是給中國的讀者——學生、學者、官員和企業家以及所有對此有興趣的人——提供更多的信息與知識。CIDEG理事和學術委員為文庫提供了第一批書目，並成立了編委會，今後我們還會陸續選擇適當的圖書編入文庫。為此，我們感謝提供出版書目的CIDEG理事和學術委員，以及入選書籍的作者、譯者和編輯們。
而中國對環境治理方麵的研究顯然剛剛開始，中國近年能源消耗的速度遠高於實際經濟增長速度，這種增長是不可能長時間持續的。最近《京都議定書》開始生效，哪些公共政策措施可以控製二氧化碳和其他汙染氣體的排放？建立一個排放權的市場是否對控製尾氣排放有效？如何資助新環境技術的進步？這些問題不僅需要技術知識，也需要經濟學素養。而建立一個環境監管體係，就不僅僅涉及法律問題和技術問題，更需要對廣泛社會問題的考量。環境汙染背後的實質是社會成本和價值的重新分配問題，因而要從社會係統的角度考慮環境監管。並且從發展的角度來看，中國環境汙染的源頭在發生改變，監管體係也就應該隨之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