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現代意義上的養老保險製度出現在19世紀80年代的德國，因此現代養老保險是以工業文明為背景的，至今已有100多年的曆史。在中國，現代養老保險製度則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於50年代才在國家企事業單位和集體企業單位中被逐步建立起來的。
養老保險製度是人類的一大創新，它通過製度安排來解決分散家庭風險使所有人老有所養的問題，體現了人類的進步與智慧。但是，在全世界運行100多年、在中國運行50多年的養老保險製度在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時，麵臨著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
140多年前養老保險製度推出時，世界基本人口年齡結構較為穩定，即當時人口增長較為明顯，老年人口的比例較低，人均壽命短期內不存在大幅度提高的趨勢。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口增長開始減緩，甚至出現負增長的現象，人均壽命越來越長，退休後繼續生活的時期不斷被拉長，人口結構中老年人口的比重不斷提高。因此，原來以現收現付製養老保險模式為主的養老保險製度麵臨入不敷出的財務危機，養老保險製度隱含的債務包袱越來越大。
與最早實現養老保險製度的西方發達國家相比較，中國養老保險製度所麵臨的問題比它們更為嚴峻、複雜。
第一，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對養老保險製度構成更大的威脅。20世紀五六十年代曾經是中國人口出生的高峰期，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世界的“嬰兒潮”時代一樣，這部分人口目前開始步入老齡化階段。20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我國又相繼實行獨生子女政策，青壯年人口的增長速度開始放慢。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中國的人均期望壽命開始向發達國家水平不斷靠近。以上種種因素，使得中國社會的老齡化提前到來，尤其是在養老保險製度被執行的城市，這一問題更為嚴重，使得中國的養老保險製度與西方發達國家一樣麵臨財務危機，而且這一危機發展的速度可能比發達國家更快。
第二，20世紀50年代建立的中國城鎮養老保險體係，以及20世紀90年代中期後進行的改革，與計劃經濟以及國有經濟轉型相配合。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推進，現收現付製與基金製相結合的體製如何與經濟體製轉軌和全麵的市場經濟的建立相一致，是目前養老保險體係進一步完善所必須回答的問題。因此，當前中國養老保險體係的轉軌是與經濟體製的轉軌和市場經濟體係的確立同時展開的，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難題。對這一難題的探索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三，近幾十年來，中國經濟增長舉世矚目，工業化進程不斷加快，城市化速度迅速提升，在城市人口日益老齡化的同時，一方麵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到城市，另一方麵大量城市郊區的農民正日益成為失去土地的城市居民，養老保險體係如何覆蓋這些新的城市移民和新的產業工人，正是目前養老保險體係建設中需要回答的問題。
真正現代意義上的養老保險製度出現在19世紀80年代的德國，因此現代養老保險是以工業文明為背景的，至今已有100多年的曆史。在中國，現代養老保險製度則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於50年代才在國家企事業單位和集體企業單位中被逐步建立起來的。
養老保險製度是人類的一大創新，它通過製度安排來解決分散家庭風險使所有人老有所養的問題，體現了人類的進步與智慧。但是，在全世界運行100多年、在中國運行50多年的養老保險製度在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時，麵臨著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
140多年前養老保險製度推出時，世界基本人口年齡結構較為穩定，即當時人口增長較為明顯，老年人口的比例較低，人均壽命短期內不存在大幅度提高的趨勢。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口增長開始減緩，甚至出現負增長的現象，人均壽命越來越長，退休後繼續生活的時期不斷被拉長，人口結構中老年人口的比重不斷提高。因此，原來以現收現付製養老保險模式為主的養老保險製度麵臨入不敷出的財務危機，養老保險製度隱含的債務包袱越來越大。
與最早實現養老保險製度的西方發達國家相比較，中國養老保險製度所麵臨的問題比它們更為嚴峻、複雜。
第一，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對養老保險製度構成更大的威脅。20世紀五六十年代曾經是中國人口出生的高峰期，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世界的“嬰兒潮”時代一樣，這部分人口目前開始步入老齡化階段。20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我國又相繼實行獨生子女政策，青壯年人口的增長速度開始放慢。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中國的人均期望壽命開始向發達國家水平不斷靠近。以上種種因素，使得中國社會的老齡化提前到來，尤其是在養老保險製度被執行的城市，這一問題更為嚴重，使得中國的養老保險製度與西方發達國家一樣麵臨財務危機，而且這一危機發展的速度可能比發達國家更快。
第二，20世紀50年代建立的中國城鎮養老保險體係，以及20世紀90年代中期後進行的改革，與計劃經濟以及國有經濟轉型相配合。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推進，現收現付製與基金製相結合的體製如何與經濟體製轉軌和全麵的市場經濟的建立相一致，是目前養老保險體係進一步完善所必須回答的問題。因此，當前中國養老保險體係的轉軌是與經濟體製的轉軌和市場經濟體係的確立同時展開的，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難題。對這一難題的探索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三，近幾十年來，中國經濟增長舉世矚目，工業化進程不斷加快，城市化速度迅速提升，在城市人口日益老齡化的同時，一方麵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到城市，另一方麵大量城市郊區的農民正日益成為失去土地的城市居民，養老保險體係如何覆蓋這些新的城市移民和新的產業工人，正是目前養老保險體係建設中需要回答的問題。
第四，自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以來，中國宏觀經濟運行進入一種動態無效的狀態，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費的增長慢於GDP（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與此同時，居民儲蓄增長且不斷地被累積。為什麼居民的儲蓄率居高不下，而居民消費卻相對疲軟，為什麼居民的儲蓄難以轉化為投資，這些問題，有些與金融體製有關，有些則與人口年齡結構和養老保險體係的安排有關。因此，如何研究中國當前宏觀經濟運行的問題，給出一種與之相適應的養老保險體係的安排，從而促進消費和有效的投資，是當前我們麵臨的又一個重要的實踐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