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流血，二十一世紀流汗”，這是我關於這個時代的判斷。事實上，在上世紀初，中國人是在努力爭取收獲一個“流汗的世紀”的。這方麵，尤其體現於二三十年代各地掀起的“救活農村”、拯救農民的鄉村建設運動。一批從海外學成歸來的學者與國內一些有識之士意識到農村的衰敗，以“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陶行知語）的精神，不畏艱苦投身於這場“先知先覺”的運動。諸如閻錫山的“用民政治”（啟民德、長民智、立民財）以及改革村製的設想；晏陽初以“第五大自由”（免於愚昧無知的自由）為旗，推動平民教育；梁漱溟重建“人生向上，倫理情誼”的儒家理想以及著眼“中國有階級鬥爭之力量，而無階級鬥爭之目標”的鄉村建設，等等，無一不是“流汗之革命”。梁漱溟亦坦承：“鄉村建設，實非建設鄉村，而意在整個中國社會之建設，或可雲一種建國運動”“實為吾民族社會重建一新組織構造之運動”。隻可惜造化弄人，這一切蓬蓬勃勃的景象，因為日寇入侵帶來的血流成河無情中斷，而梁漱溟在鄒平建起的鄉學村學，也被本地暴民焚為灰燼。一切又恢複到過去的模樣，仿佛什麼也未發生過。
雖然中國社會的自發成長屢遭挫折，但是曆史並不會就此滯步不前。毫無疑問，就社會的自我演進而言，1970年代末以來的中國正在發生一場根本性的改變。而且，從整體上說每個人都受益於這場由封閉而開放的大轉變。2005年第二屆“超女”大賽的決賽當晚，我以“一個開放的社會必將前途無量”為題給《南方都市報》與《新京報》撰寫社論，同樣是基於這一考慮。在我看來，“超女”之熱鬧非凡不過是一個開放社會應有的千姿百態，而張靚穎等一夜成名的歌手亦不過是通過自己努力終獲成功的鄰家女孩。
回想自己近些年來的成長，從鄉村到城市，從城市到西洋，終於又回到中國，行行走走，冷暖自知，不也是無數鄰家男孩中的一個？如果取得了一點點微不足道的成績，不也是得益於這場轉變？因為可以參與式見證這個時代的變革，生於七十年代的人是尤其幸運的。在我五六歲開始有記憶時，作為“中國的新革命”的重新發現社會之旅則剛剛開始。
發現社會之旅同時是發現個人之旅，從墨子到胡適，從杜亞泉到董時進，中國曆史上有太多美好的人與物值得追憶，不可勝數。本書所謂“重新發現社會”，歸根到底是發現個體的價值、創造的價值。
在一次留學高峰論壇上，有媒體問我在巴黎最浪漫的事是什麼，我說最浪漫莫過於我住在十六區，距塞納河隻有五米之遙，每天清晨坐RER從艾菲爾鐵塔下穿過，趕到索邦大學圖書館看書，倦了就到院內廣場的雨果像下靜坐，喂鴿子，聊天，看人來人往，看漫天流雲舒卷……此地此時，感覺平生所有的苦都煙消雲散了。
“二十世紀流血，二十一世紀流汗”，這是我關於這個時代的判斷。事實上，在上世紀初，中國人是在努力爭取收獲一個“流汗的世紀”的。這方麵，尤其體現於二三十年代各地掀起的“救活農村”、拯救農民的鄉村建設運動。一批從海外學成歸來的學者與國內一些有識之士意識到農村的衰敗，以“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陶行知語）的精神，不畏艱苦投身於這場“先知先覺”的運動。諸如閻錫山的“用民政治”（啟民德、長民智、立民財）以及改革村製的設想；晏陽初以“第五大自由”（免於愚昧無知的自由）為旗，推動平民教育；梁漱溟重建“人生向上，倫理情誼”的儒家理想以及著眼“中國有階級鬥爭之力量，而無階級鬥爭之目標”的鄉村建設，等等，無一不是“流汗之革命”。梁漱溟亦坦承：“鄉村建設，實非建設鄉村，而意在整個中國社會之建設，或可雲一種建國運動”“實為吾民族社會重建一新組織構造之運動”。隻可惜造化弄人，這一切蓬蓬勃勃的景象，因為日寇入侵帶來的血流成河無情中斷，而梁漱溟在鄒平建起的鄉學村學，也被本地暴民焚為灰燼。一切又恢複到過去的模樣，仿佛什麼也未發生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