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1 / 3)

能者多勞加事有湊巧,劉乃和教授和陸昕(我的已故大師兄陸宗達先生的哲孫)都想求我轉求王世襄先生寫紀念冊,我順手推舟,為送紀念冊,先電話約定,與陸昕同往朝陽門內南小街芳嘉園拜訪王先生。為省錢,我們乘公交車,南小街站下,南行一段路,遠遠看見路旁有人招手,原來王先生在胡同口等著。東行一段路,進街北一個大院落,王先生住北房,五間,由東頭一間入門,先見到袁荃猷夫人。西行,室內東西多,舊而亂,用小說家筆法寫,可以說有如古寺廟。到最西一間,北望就更像,因為靠牆,前後坐著兩尊佛像,有真人那樣大小。

我們閑談,多及他的著作,他拿出幾種讓我看,其中有用力最多的《明式家具研究》。問他現在研究什麼,他說養狗養鷹的文章寫完了,正在研究鳥食罐和鎏金佛像。談及明式家具,他說共有76件,因為無處放,都讓給上海博物館了。也談到蛐蛐罐,他登高,由木櫃上層摸出幾個,讓我看款識,摸內外皮,說必如此堅實光滑才是真的。其時室內火還沒撤,圍爐擺著一圈養秋蟲的葫蘆器,裏麵並有秋蟲叫。打開一個看,裏麵立著一個大油葫蘆,像是比田野上的更精神。臨辭出,他送我一部不久前出版的《蟋蟀譜集成》。回來的路上我禁不住慨歎,真是“唯天為大”,竟能生出這樣的奇才!

就算做有獵奇癖吧,我決定先看看他的著作。找著作不難,因為已經同作者有來往。於是不久就找到以下這些:

《竹刻藝術》,1980年人民美術出版社

《髹飾錄解說》,1983年文物出版社

《明式家具珍賞》,1985年三聯書店香港分店、文物出版社

《明式家具研究》,1989年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說葫蘆》,1993年香港壹出版有限公司

《蟋蟀譜集成》,1993年上海文化出版社

《獾狗篇》,1994年《中國文化》第9期

《大鷹篇》,手稿複印本

還有知其名而沒見到的,是:

《廣陵散》,1958年人民音樂出版社

《清代匠作則例彙編》(佛作·門神作),1963年自刊油印本br1969年香港中關圖書公司鉛印本

《中國古代漆器》,1987年文物出版社

《北京鴿哨》,1989年三聯書店

《中國美術全集·竹木牙角器分冊·漆器分冊》

隻是看著作之後,就知道王先生走的不是傳統讀書人,如馬融、鄭玄、程朱陸王、戴震、焦循的路子。那些人是麵對高文典冊,王先生則走出書齋,樂得與作坊師傅和五陵子弟為伍。這不好嗎?要看在什麼時代以及在什麼人的眼裏。編《皇清經解》的諸公大概要說是玩物喪誌吧?我,也許因為無誌,就不這樣看,而是走向另一端,認為更有必要。說“更”,有原因,而且不隻一種。其一,王先生的所治不都是玩物,如家具、漆器、竹刻之類,正襟危坐如經生,也是樂得放在室內的。

能者多勞加事有湊巧,劉乃和教授和陸昕(我的已故大師兄陸宗達先生的哲孫)都想求我轉求王世襄先生寫紀念冊,我順手推舟,為送紀念冊,先電話約定,與陸昕同往朝陽門內南小街芳嘉園拜訪王先生。為省錢,我們乘公交車,南小街站下,南行一段路,遠遠看見路旁有人招手,原來王先生在胡同口等著。東行一段路,進街北一個大院落,王先生住北房,五間,由東頭一間入門,先見到袁荃猷夫人。西行,室內東西多,舊而亂,用小說家筆法寫,可以說有如古寺廟。到最西一間,北望就更像,因為靠牆,前後坐著兩尊佛像,有真人那樣大小。

我們閑談,多及他的著作,他拿出幾種讓我看,其中有用力最多的《明式家具研究》。問他現在研究什麼,他說養狗養鷹的文章寫完了,正在研究鳥食罐和鎏金佛像。談及明式家具,他說共有76件,因為無處放,都讓給上海博物館了。也談到蛐蛐罐,他登高,由木櫃上層摸出幾個,讓我看款識,摸內外皮,說必如此堅實光滑才是真的。其時室內火還沒撤,圍爐擺著一圈養秋蟲的葫蘆器,裏麵並有秋蟲叫。打開一個看,裏麵立著一個大油葫蘆,像是比田野上的更精神。臨辭出,他送我一部不久前出版的《蟋蟀譜集成》。回來的路上我禁不住慨歎,真是“唯天為大”,竟能生出這樣的奇才!

就算做有獵奇癖吧,我決定先看看他的著作。找著作不難,因為已經同作者有來往。於是不久就找到以下這些:

《竹刻藝術》,1980年人民美術出版社

《髹飾錄解說》,1983年文物出版社

《明式家具珍賞》,1985年三聯書店香港分店、文物出版社

《明式家具研究》,1989年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說葫蘆》,1993年香港壹出版有限公司

《蟋蟀譜集成》,1993年上海文化出版社

《獾狗篇》,1994年《中國文化》第9期

《大鷹篇》,手稿複印本

還有知其名而沒見到的,是:

《廣陵散》,1958年人民音樂出版社

《清代匠作則例彙編》(佛作·門神作),1963年自刊油印本br1969年香港中關圖書公司鉛印本

《中國古代漆器》,1987年文物出版社

《北京鴿哨》,1989年三聯書店

《中國美術全集·竹木牙角器分冊·漆器分冊》

隻是看著作之後,就知道王先生走的不是傳統讀書人,如馬融、鄭玄、程朱陸王、戴震、焦循的路子。那些人是麵對高文典冊,王先生則走出書齋,樂得與作坊師傅和五陵子弟為伍。這不好嗎?要看在什麼時代以及在什麼人的眼裏。編《皇清經解》的諸公大概要說是玩物喪誌吧?我,也許因為無誌,就不這樣看,而是走向另一端,認為更有必要。說“更”,有原因,而且不隻一種。其一,王先生的所治不都是玩物,如家具、漆器、竹刻之類,正襟危坐如經生,也是樂得放在室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