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雖然已經是群眾擁護、縣上審定、
大會上正式表彰了的優秀中學教師，
但最終還是由於種種原因，
這原因誰也清楚，
隻是沒有講清楚，
也不可能講清楚，
永遠也不會講清楚，
把她由中學調到小學，
事先她一點兒也不知。
我畢業後，上了高中又上大學，大學畢業後，也當了中學教員，不過不是在家鄉，而是在離家鄉數百裏外的呂梁山裏。還是當教員的時候，我已開始了業餘寫作且薄有聲名，粉碎“四人幫”不久，便由省文聯推薦，當了青聯委員。大概是一九七九年吧，來太原開會時，聽人說邵老師在省直機關事務管理局上班，便去看望。機關事務管理局在迎澤街上，進了一個大院子，左手一座老式樓房，在二樓的一個房間裏找見了邵老師。二十年不見，她老多了，頭發花白，身體發福，不變的是她的神情和言語，還是那樣的端莊可敬，還是那樣的和顏悅色。
又過了幾年，我調到省作家協會，看邵老師的次數就多了。但那時，崔先生在當過兩個地市的書記之後，已是省委宣傳部的部長了，究竟是去看望崔部長，還是去看望邵老師，就不好說了。至少我那小心眼裏，有一半是借機看望一下部長大人。不管我的動機怎樣的不純，一去了家裏，沒有外人，崔先生總會朝裏屋喊一聲：“老邵，你的學生來了。”邵老師總是笑吟吟地出來，坐在一旁聽我和崔先生談話，緊慢插上一句，更多的時候，隻是喜歡地看著我，像看著一個來自遠方的本家侄子。
最讓我感動的是幾年前的一件事。
我接任《山西文學》主編後，總想把這個刊物辦得更好些，然而，天不作美，就在我接任的第二年，省上就停了辦刊經費，弄得我焦頭爛額，整日為經費的事兒傷腦筋。我們的刊物每期都寄崔先生，崔先生看不看我不知道，邵老師是肯定看的。每次去看望，她都會說到哪篇文章好，哪篇不太好。有時還會打來電話，談她的看法。我心想，畢竟是個老語文教師，心裏惦念的還是文章。二〇〇四年夏季的一天，我正在辦公室，邵老師來了電話，說：“你辦刊物，真的就那麼難嗎？”
我們刊物有個欄目叫《主編信箱》，我經常在上麵發些牢騷，大概她看到了什麼。我以為她閑著沒事，要跟我聊聊天，就漫不經心地說：
“邵老師哩，我還哄你嗎？”
“我見你們刊物上有汾酒廠的畫頁，那就是廣告吧？”
我說是的，心想，邵老師真是老了，怎麼連這個都不知道。
她接下來問，一次多少錢，我說了，她又問你想要多少，我心想，哪有這樣問的，一麵也就感覺到有什麼好事要來了，鼓鼓勁說了一個不小的數字。電話那邊吟哦片刻，說行了，你去什麼什麼地方找什麼什麼人吧。幾天後，我們接到一筆廣告費，比那年省財政給我們的補助還要多（省財政不給經費了，每年還給數額不等的補助）！
她雖然已經是群眾擁護、縣上審定、
大會上正式表彰了的優秀中學教師，
但最終還是由於種種原因，
這原因誰也清楚，
隻是沒有講清楚，
也不可能講清楚，
永遠也不會講清楚，
把她由中學調到小學，
事先她一點兒也不知。
我畢業後，上了高中又上大學，大學畢業後，也當了中學教員，不過不是在家鄉，而是在離家鄉數百裏外的呂梁山裏。還是當教員的時候，我已開始了業餘寫作且薄有聲名，粉碎“四人幫”不久，便由省文聯推薦，當了青聯委員。大概是一九七九年吧，來太原開會時，聽人說邵老師在省直機關事務管理局上班，便去看望。機關事務管理局在迎澤街上，進了一個大院子，左手一座老式樓房，在二樓的一個房間裏找見了邵老師。二十年不見，她老多了，頭發花白，身體發福，不變的是她的神情和言語，還是那樣的端莊可敬，還是那樣的和顏悅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