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從陳寅恪的《王觀堂先生挽詞》談起
1927年6月2日（農曆五月初三）上午十時，中國現代學術的開山泰鬥王國維自沉於頤和園魚藻軒，年僅五十一歲。這一突如其來的噩耗，在中國現代學術的搖籃清華園引起巨大震撼。第二天傍晚，清華國學研究院師生向死者遺體告別，恭謹致禮，哀默如儀。正在這時，清華四導師之一的史學家陳寅恪蒞臨現場，出人意外地行三跪九叩大禮。這一舉動產生了精神共感效應，在場的薑亮夫、劉盼遂等國學研究院同學，當即痛哭失聲，對已故國學大師的哀感和對眼前這位年輕導師的敬意無形中融作一片。
陳寅恪當時三十八歲，與王國維有十三歲之差，但他們相知甚深，既是學術同道，又是精神契友。王國維自沉前一日所寫遺囑，書籍一項，特標出“可托陳、吳二先生處理”。吳指吳宓，陳即寅恪先生。而書籍之於王國維不啻為生命本身，他早就說過：“餘平生惟與書冊為伍，故最愛而最難舍去者，亦惟此耳。”托陳寅恪先生為之處理書籍，無異於以生命相托，當然也可以看作是一種文化托命。實際上，很少有人像寅恪先生這樣，對王國維的精神世界和文化懷抱有如此深切的了解。為了寄托哀思，他寫有一詩一詞，即《挽王靜安先生》詩和《王觀堂先生挽詞》，後者與王國維的《頤和園詞》實可並肩，同為冠絕當世的名篇。《挽詞》的前麵有一長序，其中寫道：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又說：
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
王國維自沉以後，社會上異說異是，謠諑紛紛，不乏昧於大道者的察察為揣，隻有陳寅恪先生能夠從文化興衰和一代學者的命運的角度，對死因給以正解，使那些“流俗恩怨榮辱委瑣齷齪之說”，得到一定程度的廓清。
七年之後，即1934年，陳寅恪又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申論說：“自昔大師巨子，其關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又謂：“古今中外誌士仁人，往往憔悴憂傷，繼之以死。其所傷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於一時間一地域而已。蓋別有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時地域之眾人所能共喻。然則先生之誌事，多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論者，又何足怪也？”對王國維死因的探究又進了一步，已達至深層意義的理性升華。
二、從陳寅恪的《王觀堂先生挽詞》談起
1927年6月2日（農曆五月初三）上午十時，中國現代學術的開山泰鬥王國維自沉於頤和園魚藻軒，年僅五十一歲。這一突如其來的噩耗，在中國現代學術的搖籃清華園引起巨大震撼。第二天傍晚，清華國學研究院師生向死者遺體告別，恭謹致禮，哀默如儀。正在這時，清華四導師之一的史學家陳寅恪蒞臨現場，出人意外地行三跪九叩大禮。這一舉動產生了精神共感效應，在場的薑亮夫、劉盼遂等國學研究院同學，當即痛哭失聲，對已故國學大師的哀感和對眼前這位年輕導師的敬意無形中融作一片。
陳寅恪當時三十八歲，與王國維有十三歲之差，但他們相知甚深，既是學術同道，又是精神契友。王國維自沉前一日所寫遺囑，書籍一項，特標出“可托陳、吳二先生處理”。吳指吳宓，陳即寅恪先生。而書籍之於王國維不啻為生命本身，他早就說過：“餘平生惟與書冊為伍，故最愛而最難舍去者，亦惟此耳。”托陳寅恪先生為之處理書籍，無異於以生命相托，當然也可以看作是一種文化托命。實際上，很少有人像寅恪先生這樣，對王國維的精神世界和文化懷抱有如此深切的了解。為了寄托哀思，他寫有一詩一詞，即《挽王靜安先生》詩和《王觀堂先生挽詞》，後者與王國維的《頤和園詞》實可並肩，同為冠絕當世的名篇。《挽詞》的前麵有一長序，其中寫道：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又說：
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
王國維自沉以後，社會上異說異是，謠諑紛紛，不乏昧於大道者的察察為揣，隻有陳寅恪先生能夠從文化興衰和一代學者的命運的角度，對死因給以正解，使那些“流俗恩怨榮辱委瑣齷齪之說”，得到一定程度的廓清。
七年之後，即1934年，陳寅恪又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申論說：“自昔大師巨子，其關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又謂：“古今中外誌士仁人，往往憔悴憂傷，繼之以死。其所傷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於一時間一地域而已。蓋別有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時地域之眾人所能共喻。然則先生之誌事，多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論者，又何足怪也？”對王國維死因的探究又進了一步，已達至深層意義的理性升華。
也就是說，在陳寅恪看來，王國維之死是一個“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的學者，以生命殉其文化，與純屬為實現道德的自我完成所作的抉擇不同。1918年11月10日梁漱溟的父親梁濟在北京淨業湖自沉，雖也有“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存焉”，卻不帶有更多的自覺文化意識，而是當傳統秩序解體之際尋找到的心理安頓的一種方式。把兩者區分開來的關鍵，在於是否以文化托命為職誌。因為十九世紀末葉以後，由於西學東漸，歐風美雨狂襲而至，延續幾千年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發生了深刻的危機，站在時代潮流前沿的人文學者在預設種種挽頹救弊方案的同時，必不可免地會激發起續命傳薪的曆史責任感。王國維如此，陳寅恪亦複如此。王國維死後不久，陳寅恪先生在《國學叢刊》上發表一篇《大乘稻芊經隨聽疏跋》，由吐蕃沙門法成撰集的經論注疏，如《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等，係譯自藏文一事，聯想到玄奘曾把漢文《大乘起信論》譯成梵文，但玄奘的名字家喻戶曉，法成卻不為人所知，因而發為感慨，說：“同為溝通東西學術，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而其後世聲聞之顯晦，殊異若此，殆有幸有不幸歟。”中國現代學者中的大師巨子，聲聞顯晦或有不同，但與本民族文化的興衰共同著命運，同為中國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時期的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