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有權爭勝負，無人有權論是非。如果說魯迅是一個尼采主義者，那麼王小波則是一個羅素主義者。1997年3月20日，王小波給即將出版的《我的精神家園》寫了自序。22天之後，這個懷有一顆寧靜童心的中年人飄然而去。王小波說：我泄露了上帝的秘密。在後王小波時代，這篇文章被編入普通高中語文讀本。
王小波一直是我書架旁的偶像。在某種意義上，王小波是我的一個理想和夢想，是我精神的楷模。我如此喜歡他的智慧和性情，如此理解他的幽默和絕望。我是如此向往他清貧而寧靜的自由：活過，愛過，寫過；甚至，我希望能像他一樣在未老之前死在自己的電腦邊，而不是苟延殘喘垂死掙紮地死在病床上……這才叫真正的人生，這才叫真實的生活。王小波用他安詳而短暫的一生，證明了一個人在中國如何最大限度地保留有趣的自己，而不是出賣無趣的自己。
“在一個寬鬆的社會裏，人們可以收獲優雅，收獲到精雕細刻的浪漫；在一個呆板的社會裏，人們可以收獲到幽默—— 起碼是黑色的幽默。就是在我待的這個社會裏，什麼也收獲不到，這可是讓人吃驚的事情。”如果說蘇格拉底是憤青的鼻祖的話，那麼王小波就是當代中國憤青的領袖，是中國一代白領的精神兄長，《我的精神家園》也是中國一代小資的精神家園。“朝聞道，夕死可矣。”王小波說：“我對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無非想要明白這些道理，遇見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願，我的一生就算成功。”
深受王小波啟蒙影響的作家連嶽說：“王小波寫的東西並不多，但足夠證明我原來生活的形態與腦子是壞的。王小波說的是常識，這並不能降低他的地位，把常識說得好，反而是功德無量的事情。這就是所謂的啟蒙，重要的思想，隻有當它成為常識時，才更加重要。”
二
“君子謀道不謀食。”盧梭一生以抄樂譜為生；凡·高生前幾乎沒有賣出一幅畫；卡夫卡隻是一個平庸的公務員；本雅明承認：“有很多地方我可以掙最低限度的錢，也有很多地方我可以靠最低限度的錢過活，但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讓我同時做到這兩點。”王小波40歲才開始寫作，可謂“不惑”。他生前隻出版了《黃金時代》，書名還被篡改為《王二風流史》。即使這樣，書也沒賣出多少。王小波甚至考取了貨車的駕照：“有一天實在混不下去了，就靠這個吧。”在自由的王小波背後，是李銀河默默的支持，這就是所謂的愛情。
正如卡夫卡所說：“任何一個在活著的時候不能應付生活的人都需要用一隻手遮擋住籠罩他命運的絕望……但他可以用另一隻手草草記下在廢墟上看到的一切，因為他和別人看到的不一樣，而且看到的更多；總之，雖然他在有生之年就已死去，但卻是真正的獲救者。”王小波生前，李銀河對別人介紹說：他叫王小波，是我的丈夫，是寫小說的。王小波死後，李銀河常常自我介紹說：我是作家王小波的妻子。從生前的默默無聞、自費出書、像農民工一樣背著自己的書到處兜售，到死後出版社熱搶，書商將王小波的書作為搖錢樹，甚至連他的情書都不放過。王小波似乎秉承了本雅明的精神和命運，如果說本雅明是“歐洲最後一位知識分子”，那麼王小波就是“中國最後一位知識分子”。當那些生前聲名顯赫的名流顯貴早已湮沒在曆史塵埃中時，死後的王小波和本雅明一樣聲名鵲起，這既是一種王小波式的嘲諷，也算是一種本雅明式的曆史公正。梁文道說，王小波是一種炒作起來的神話。我則認為，王小波是我們這個文明古國最殘忍、最荒誕的思想標簽。
人人有權爭勝負，無人有權論是非。如果說魯迅是一個尼采主義者，那麼王小波則是一個羅素主義者。1997年3月20日，王小波給即將出版的《我的精神家園》寫了自序。22天之後，這個懷有一顆寧靜童心的中年人飄然而去。王小波說：我泄露了上帝的秘密。在後王小波時代，這篇文章被編入普通高中語文讀本。
王小波一直是我書架旁的偶像。在某種意義上，王小波是我的一個理想和夢想，是我精神的楷模。我如此喜歡他的智慧和性情，如此理解他的幽默和絕望。我是如此向往他清貧而寧靜的自由：活過，愛過，寫過；甚至，我希望能像他一樣在未老之前死在自己的電腦邊，而不是苟延殘喘垂死掙紮地死在病床上……這才叫真正的人生，這才叫真實的生活。王小波用他安詳而短暫的一生，證明了一個人在中國如何最大限度地保留有趣的自己，而不是出賣無趣的自己。
“在一個寬鬆的社會裏，人們可以收獲優雅，收獲到精雕細刻的浪漫；在一個呆板的社會裏，人們可以收獲到幽默—— 起碼是黑色的幽默。就是在我待的這個社會裏，什麼也收獲不到，這可是讓人吃驚的事情。”如果說蘇格拉底是憤青的鼻祖的話，那麼王小波就是當代中國憤青的領袖，是中國一代白領的精神兄長，《我的精神家園》也是中國一代小資的精神家園。“朝聞道，夕死可矣。”王小波說：“我對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無非想要明白這些道理，遇見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願，我的一生就算成功。”
深受王小波啟蒙影響的作家連嶽說：“王小波寫的東西並不多，但足夠證明我原來生活的形態與腦子是壞的。王小波說的是常識，這並不能降低他的地位，把常識說得好，反而是功德無量的事情。這就是所謂的啟蒙，重要的思想，隻有當它成為常識時，才更加重要。”
二
“君子謀道不謀食。”盧梭一生以抄樂譜為生；凡·高生前幾乎沒有賣出一幅畫；卡夫卡隻是一個平庸的公務員；本雅明承認：“有很多地方我可以掙最低限度的錢，也有很多地方我可以靠最低限度的錢過活，但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讓我同時做到這兩點。”王小波40歲才開始寫作，可謂“不惑”。他生前隻出版了《黃金時代》，書名還被篡改為《王二風流史》。即使這樣，書也沒賣出多少。王小波甚至考取了貨車的駕照：“有一天實在混不下去了，就靠這個吧。”在自由的王小波背後，是李銀河默默的支持，這就是所謂的愛情。
正如卡夫卡所說：“任何一個在活著的時候不能應付生活的人都需要用一隻手遮擋住籠罩他命運的絕望……但他可以用另一隻手草草記下在廢墟上看到的一切，因為他和別人看到的不一樣，而且看到的更多；總之，雖然他在有生之年就已死去，但卻是真正的獲救者。”王小波生前，李銀河對別人介紹說：他叫王小波，是我的丈夫，是寫小說的。王小波死後，李銀河常常自我介紹說：我是作家王小波的妻子。從生前的默默無聞、自費出書、像農民工一樣背著自己的書到處兜售，到死後出版社熱搶，書商將王小波的書作為搖錢樹，甚至連他的情書都不放過。王小波似乎秉承了本雅明的精神和命運，如果說本雅明是“歐洲最後一位知識分子”，那麼王小波就是“中國最後一位知識分子”。當那些生前聲名顯赫的名流顯貴早已湮沒在曆史塵埃中時，死後的王小波和本雅明一樣聲名鵲起，這既是一種王小波式的嘲諷，也算是一種本雅明式的曆史公正。梁文道說，王小波是一種炒作起來的神話。我則認為，王小波是我們這個文明古國最殘忍、最荒誕的思想標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