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溥倫等迅擬憲法條文交資政院審議諭》（《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第97頁）。愛新覺羅·溥倫是道光帝嗣曾孫，襲封“貝子”爵位，任資政院總裁、農工商大臣，是宣統年間皇族內閣重要成員之一。此諭承認“憲法為君民共守之信條”，諭令資政院總裁溥倫等“敬遵欽定憲法大綱，迅將憲法條文擬齊，交資政院詳慎審議，候朕欽定頒布，用示朝廷開誠布公，與民更始之至意”。
一天之內，連發如此四諭，且讓步妥協之大，出人意料，足見清廷心情之急迫。如此急迫，當然是出於無奈。這20天中，湖南於10月22日宣布獨立；陝西於23日宣布獨立；江西九江的革命黨人和新軍於23日起義，占領九江後繼而乘勝攻占了馬當、湖口兩個要塞，成立九江軍政分府。但給清政府打擊、震撼最大的，還是10月29日，一天之內發生在北方的兩件大事。一是太原革命黨和新軍發動起義，擊斃山西巡撫陸鍾琦和四十三混成協統領譚振德，成立山西軍政府；一是駐河北灤州新軍二十鎮統製張紹曾聯合統領藍天尉等人發動“灤州兵諫”，電奏朝廷，提出速開國會、改定憲法、組織責任內閣、皇族永遠不得充任總理和國務大臣、特赦國犯等十二條要求。太原、灤州離北京都不算遠，滿朝震動，隆裕太後和攝政王載灃驚懼異常，準備攜溥儀逃往熱河。雖因袁世凱急電阻止而未“北狩”，但為解燃眉之急，載灃還是頒此四道上諭。
然而，革命的扳機一旦扣動，就很難停下來，這四道上諭未起任何作用。嚴複認為，如果一個月前做到其中任何一條，效果會大不一樣。但是“曆史現象往往重演。這和18世紀末路易十六所作所為如出一轍。所有這些都太遲了，沒有明顯效果。”（［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喬·尼·莫理循書信集》上冊，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第784頁）
這“急於星火”的四道上諭，對大清王朝生死存亡來說，究竟是一個月前抑或更早一些頒布效果才會大不一樣，其實很難精確“度量”。不過，清王朝肯定錯失，或者說浪費了一些曆史的節點。不必從鴉片戰爭細往後數，僅盤點一下這四道上諭的內容，就知其最近浪費了哪些至關重要的曆史節點：
此時清廷許諾“速行憲政”“速定憲法”，然而就在一年多以前，從1910年1月起到12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以地方士紳為主的“立憲派”發動了四次大規模的國會請願運動，聲勢浩大，遍及全國。盡管“開國會”的呼聲越來越響，一浪高過一浪，清廷就是毫不妥協，不願讓出點滴權力，拒不開國會，拒不立憲，反而采取越來越激烈的手段鎮壓立憲運動，結果必然是立憲派的激進化、革命化。如果說立憲派、紳商仍是“民”，其要求不足為意，那麼朝廷對一些親貴、多數封疆大吏的類似要求，竟也不以為意！
《著溥倫等迅擬憲法條文交資政院審議諭》（《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第97頁）。愛新覺羅·溥倫是道光帝嗣曾孫，襲封“貝子”爵位，任資政院總裁、農工商大臣，是宣統年間皇族內閣重要成員之一。此諭承認“憲法為君民共守之信條”，諭令資政院總裁溥倫等“敬遵欽定憲法大綱，迅將憲法條文擬齊，交資政院詳慎審議，候朕欽定頒布，用示朝廷開誠布公，與民更始之至意”。
一天之內，連發如此四諭，且讓步妥協之大，出人意料，足見清廷心情之急迫。如此急迫，當然是出於無奈。這20天中，湖南於10月22日宣布獨立；陝西於23日宣布獨立；江西九江的革命黨人和新軍於23日起義，占領九江後繼而乘勝攻占了馬當、湖口兩個要塞，成立九江軍政分府。但給清政府打擊、震撼最大的，還是10月29日，一天之內發生在北方的兩件大事。一是太原革命黨和新軍發動起義，擊斃山西巡撫陸鍾琦和四十三混成協統領譚振德，成立山西軍政府；一是駐河北灤州新軍二十鎮統製張紹曾聯合統領藍天尉等人發動“灤州兵諫”，電奏朝廷，提出速開國會、改定憲法、組織責任內閣、皇族永遠不得充任總理和國務大臣、特赦國犯等十二條要求。太原、灤州離北京都不算遠，滿朝震動，隆裕太後和攝政王載灃驚懼異常，準備攜溥儀逃往熱河。雖因袁世凱急電阻止而未“北狩”，但為解燃眉之急，載灃還是頒此四道上諭。
然而，革命的扳機一旦扣動，就很難停下來，這四道上諭未起任何作用。嚴複認為，如果一個月前做到其中任何一條，效果會大不一樣。但是“曆史現象往往重演。這和18世紀末路易十六所作所為如出一轍。所有這些都太遲了，沒有明顯效果。”（［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喬·尼·莫理循書信集》上冊，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第784頁）
這“急於星火”的四道上諭，對大清王朝生死存亡來說，究竟是一個月前抑或更早一些頒布效果才會大不一樣，其實很難精確“度量”。不過，清王朝肯定錯失，或者說浪費了一些曆史的節點。不必從鴉片戰爭細往後數，僅盤點一下這四道上諭的內容，就知其最近浪費了哪些至關重要的曆史節點：
此時清廷許諾“速行憲政”“速定憲法”，然而就在一年多以前，從1910年1月起到12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以地方士紳為主的“立憲派”發動了四次大規模的國會請願運動，聲勢浩大，遍及全國。盡管“開國會”的呼聲越來越響，一浪高過一浪，清廷就是毫不妥協，不願讓出點滴權力，拒不開國會，拒不立憲，反而采取越來越激烈的手段鎮壓立憲運動，結果必然是立憲派的激進化、革命化。如果說立憲派、紳商仍是“民”，其要求不足為意，那麼朝廷對一些親貴、多數封疆大吏的類似要求，竟也不以為意！
對是否組織內閣、開國會，清政府內一直有不同意見。載洵、載濤是攝政王載灃的兩位親弟弟，他們掌握海陸軍大權，因曾出洋考察，思想相對開明，支持立憲。載濤曾以貝勒名義連上密奏，條陳軍政大計，主張“速設責任內閣”和“縮短國會年限”，宣稱：“如以臣言為是，則請迅速舉行；如以臣言為非，即負欺君之罪，請立予罷斥。”密折雖然留中未公開，但載灃傳諭載濤到府邸會商。（《濤貝勒兩陳軍國大計》，《申報》1910年9月14日）載濤在接見國會請願代表時曾表示：“予因人民要求國會，嚐細心考察各國國會利害，實無絲毫流弊。”（《國會問題之大警告》，《申報》1910年10月20日）在後來召開的樞垣王大臣等集議開設國會問題時，載濤又當眾聲言：“國會早開一日，則中國早治一日，士民得參政權，擔任國債，上下一心，共謀進步，中國之危局可於是挽回。”（《專電·初二日未刻北京專電》，《時報》1910年11月4日）載洵在出洋考察海軍回國途中就曾“電促明年即開”國會，回國後受攝政王載灃召見時“極力主張從速組織閣會，措詞極為痛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