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斷裂與決裂之間有什麼不同沒有，還不知道沒有昨天哪兒來的今天，又不知道如果有了煥然一新的作品又何必咋咋呼呼；也不知道如果近代的現代的當代的文學存在一無可取全部臭大糞，那麼憤怒的青年們是從哪裏獲得了真正的文學的參照係統的呢？從外國文學？又沒看出這些憤怒者多麼精通外語。而如果是靠翻譯，那就談不上徹底斷裂了：一個時代的文學翻譯，也是一個時代的文學存在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還有，一九七六年的“決裂”與一九九八年的“斷裂”之間，有什麼不斷不裂的關係沒有？一種爆破式的思想方法，極端的、咄咄逼人的、危言聳聽與非黑即白的表述方法，一種情緒性的、誇張的乃至於非理性的“秀”，為什麼這樣斷不了裂不掉呢？
至於探討曆史的經驗教訓，渴望自己這一輩比過往的幾代作家做出更新更好的成績，那永遠是合理的，但也離不開科學性和實事求是精神。
三
最近幾年，可能與總結曆史經驗有關（這個總結是完全必要的），有一部分文學作品蒙受了一個新惡名：意識形態。似乎是一部作品的有無價值全看是否受到了某種意識形態的影響，受了影響，就完蛋了，沒受，或者是幹脆對著幹（這也是一個“文革”中大為行時的詞兒）的，就了不起了。
這可真是三十年風水輪流轉。回想那種以教條主義的“政治”標準衡量文學作品和抹殺一大批沒有起到宣傳意識形態作用的作品的日子，不過就是昨日。才幾天呀，一切反過來啦，一部作品如果寫了抗日，寫了革命，寫了新中國誕生，寫了國家人民的大事就會吃不開了，而隻有以遺老遺少的腐舊心懷寫花草，寫風月，寫飲食男女，寫和尚道士，寫土匪妓女才算文學了。
文學當然與意識形態有扯不清的關係，許多時候，文學確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特殊體現。但文學畢竟又有自己的特殊質地，它受意識形態影響，但又絕對不僅僅是意識形態的載體和喇叭筒，它對社會對人心有自己的認知方式、自己的獨特發現，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它確有超意識形態的一麵。所謂人性，所謂詩，所謂形式美，所謂生活氣息，所謂生活的豐富性與生動性，都有它自身的原創的價值。從任何一種意識形態的觀點來看，《紅樓夢》都未必是令人滿意的，盡管意識形態的熱衷者可以對此書曲意解釋發揮，將之納入自己的意識形態體係。而從小說藝術的觀點、從人生悖論的觀點、從生命體驗的觀點、從文學閱讀的觀點來看，《紅樓夢》確是不朽的與無與倫比的。這樣，從另一方麵說，《紅樓夢》又幾乎可以為許多不同的相悖的意識形態所用所愛。這就叫作“理論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常綠”，這就叫作傑出的創作有時候可能突破世界觀的局限，這就叫作文本與文本後麵的世界本體永遠大於方法和命題。這也就是說，問題不在於你的作品是否受到了某種意識形態的影響，而在於你是不是真正的優秀的藝術家。真正的藝術家所接受的意識形態本身就與他對生活對藝術的追求、理解緊緊交織在一起。他必然是從生活中，從活生生的藝術感受中，從血管和神經、從良知和追求真理的焦灼中接受意識形態的影響，從而與這種意識形態結下不解之緣的，他的藝術與人文的光輝不會因意識形態磨滅掉，而是因意識形態而更加凸現。同時，這樣的創作實踐常常能對一時一地的意識形態成果有所突破，有所超越，也可以說是有所發展和豐富。順便提一下，去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君特·格拉斯就是一個極熱烈極投入的社會黨人。
我不知道斷裂與決裂之間有什麼不同沒有，還不知道沒有昨天哪兒來的今天，又不知道如果有了煥然一新的作品又何必咋咋呼呼；也不知道如果近代的現代的當代的文學存在一無可取全部臭大糞，那麼憤怒的青年們是從哪裏獲得了真正的文學的參照係統的呢？從外國文學？又沒看出這些憤怒者多麼精通外語。而如果是靠翻譯，那就談不上徹底斷裂了：一個時代的文學翻譯，也是一個時代的文學存在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