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鄧小平於20世紀70年代末複出主持工作之時， 他從毛澤東手上繼承了一個列寧主義的國家。 這個國家似乎在毛澤東時代多輪的政治運動之後嚴重地疲憊了， 尤其是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期間。 在政治上， 它不再能夠為中國的社會提供一個穩定的秩序；在經濟上， 它也不再能夠為民眾提供產品。 不僅僅是普通民眾， 連黨員幹部和政府官員也對國家失去了信心。 在“文化大革命”的餘波中， 一場國家認同危機在中國社會深深紮根。
中國共產黨如何能夠重新獲得它的合法性呢？一個主要的方法是致力於經濟改革。 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末首先進行了農業改革， 然後在20世紀80年代初開啟了工業改革。 最初的這些改革很快就取得了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 在鄧小平的領導下， 科學和技術在促進國家經濟發展上的重要性被提升到了一個無以複加的地步。 科學界在決策中變得富有影響力了。
20世紀80年代中期， 中國的經濟改革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遭遇到了巨大的困難。 改革陷入了“集權—放權—再集權”的惡性循環。 來自利益集團的抵抗非常強大， 社會不滿也變得很明顯。 為了克服這些抵抗並尋找到新的政治合法性來源， 在鄧小平的領導下， 改革的重點放在了政治改革上。 鄧小平在不同的場合論述了為什麼政治改革對中國經濟的繼續改革非常重要。 他指出， 政治改革的方向是民主化， 他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 我們很難質疑領導人關於政治改革必要性的真誠態度。 在1987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 政治改革成為了一個重要議程項目。 在接下來的幾年裏， 政治領導人致力於激烈的辯論中， 討論中國應該進行什麼樣的政治改革， 以及如何能夠開展這樣的改革。
無需多言， 中國的政治領導人對政治改革的看法是不同的。 對鄧小平來說， 進行政治改革是為了要提高國家的生產力和效率。 他通常將“民主”解釋為經濟放權， 相信放權將會促進經濟效益， 因為黨政幹部將能夠科學和理性地製定經濟政策。
先不論領導人是如何看待政治改革的， 至少有一點是確定的：政治改革是由高層啟動的， 並由他們進行掌控。 高層設法鼓勵社會群體加入有關政治改革的激烈辯論， 但是隻限於在內部。
20世紀90年代， 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退幕， 對新上台的領導人來說， 尋找新的合法性來源變得更加重要了。 第二代領導集體能夠將政治合法性建立在領導人個人的革命經曆上， 而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並沒有這樣的資曆。 然而， 第三代領導人並沒有超出鄧小平所設立的發展框架。 在中國內外發生的事情， 依然指引著領導人選擇了繼續進行經濟改革。
當鄧小平於20世紀70年代末複出主持工作之時， 他從毛澤東手上繼承了一個列寧主義的國家。 這個國家似乎在毛澤東時代多輪的政治運動之後嚴重地疲憊了， 尤其是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期間。 在政治上， 它不再能夠為中國的社會提供一個穩定的秩序；在經濟上， 它也不再能夠為民眾提供產品。 不僅僅是普通民眾， 連黨員幹部和政府官員也對國家失去了信心。 在“文化大革命”的餘波中， 一場國家認同危機在中國社會深深紮根。
中國共產黨如何能夠重新獲得它的合法性呢？一個主要的方法是致力於經濟改革。 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末首先進行了農業改革， 然後在20世紀80年代初開啟了工業改革。 最初的這些改革很快就取得了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 在鄧小平的領導下， 科學和技術在促進國家經濟發展上的重要性被提升到了一個無以複加的地步。 科學界在決策中變得富有影響力了。
20世紀80年代中期， 中國的經濟改革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遭遇到了巨大的困難。 改革陷入了“集權—放權—再集權”的惡性循環。 來自利益集團的抵抗非常強大， 社會不滿也變得很明顯。 為了克服這些抵抗並尋找到新的政治合法性來源， 在鄧小平的領導下， 改革的重點放在了政治改革上。 鄧小平在不同的場合論述了為什麼政治改革對中國經濟的繼續改革非常重要。 他指出， 政治改革的方向是民主化， 他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 我們很難質疑領導人關於政治改革必要性的真誠態度。 在1987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 政治改革成為了一個重要議程項目。 在接下來的幾年裏， 政治領導人致力於激烈的辯論中， 討論中國應該進行什麼樣的政治改革， 以及如何能夠開展這樣的改革。
無需多言， 中國的政治領導人對政治改革的看法是不同的。 對鄧小平來說， 進行政治改革是為了要提高國家的生產力和效率。 他通常將“民主”解釋為經濟放權， 相信放權將會促進經濟效益， 因為黨政幹部將能夠科學和理性地製定經濟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