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這種轉換的根本目的，就在於人，可以說是為了人、實現人的全麵價值。所以作為出生並成長於奧地利的德魯克，其基調和目標都是自由的，為了自由和實現價值，人必須具有社會身份和社會功能。而一個社會要成就這種關於人的目標，必須具備功能性，同時為了避免本來必要的社會權力導向極權主義，這種決策性的權力就必須具有合法性，個體的社會身份與社會功能，社會的決定性權力的合法性，這就構成了本書主題的核心概念。
實際上德魯克似乎也繼承了所有奧地利學派的自由主義精髓，就像其他前前後後的奧地利學派大師如門格爾、米塞斯和哈耶克那樣，對自由充滿向往，為了實現自由而展開對國家主義、極權主義等不遺餘力的批判。雖然德魯克在對自由主義的維護上不像這些大師那樣享有盛名，但也許這隻是因為其管理學上的更大權威性掩蓋了他在這一自由主義政治哲學領域的聲望。但透過這部書，我們實際上可以一窺德魯克的自由主義觀，並且可以看到其和米塞斯、哈耶克等奧地利學派的自由主義巨匠們某些相似的風格，也可以看到他與另外一位以批判法國大革命中的極權主義而聞名的自由主義大師伯克的理論有某些契合。同時從他對各種學科理論知識遊刃有餘的把握上，可以看到他不愧為近代一位同樣以知識淵博著稱、地位非常獨特而崇高的經濟學大師——約瑟夫·熊彼特的高徒。
當然，由於作者意不在建構一種全麵的學究式社會理論體係，也不在於撰寫一本純粹的學術著作，因此，德魯克並沒有對本書中的一些關鍵性概念比如身份、功能、合法性、重商主義等給出一種學術的嚴謹定義。作為譯者，我們也不便在此將自己的理解加之讀者，怕誤導讀者，還是讓讀者自己在閱讀中體會把握。
但是在此，我們隻是想要提醒一下讀者少些誤解的是，這幾個概念德魯克有著一些不同於我們現在一般認識的意義。比如“身份”這個詞，它不同於梅恩爵士所說的近代社會是從身份社會到契約社會的進步中“身份”的概念，梅恩的這種概念大致和我們中國現在普遍理解的比如說農民身份中的“身份”有點類似，是指那種與等級製和利益分配相關的個人的社會角色，具有貶義性。因此，作為一種近代化的特征，我們當然要打破這種等級身份，恢複人的平等自由。但是，德魯克這裏所強調的“身份”則持的是一種褒義的觀點，強調更多的是每個人作為一種社會角色都必須得到社會的平等認可和對待，並且都具有自己的功能，在發揮這種功能的同時也就實現了自己的價值，體現了自己自由平等的社會身份。因此，社會必須賦予每個人以社會身份。
而這種轉換的根本目的，就在於人，可以說是為了人、實現人的全麵價值。所以作為出生並成長於奧地利的德魯克，其基調和目標都是自由的，為了自由和實現價值，人必須具有社會身份和社會功能。而一個社會要成就這種關於人的目標，必須具備功能性，同時為了避免本來必要的社會權力導向極權主義，這種決策性的權力就必須具有合法性，個體的社會身份與社會功能，社會的決定性權力的合法性，這就構成了本書主題的核心概念。
實際上德魯克似乎也繼承了所有奧地利學派的自由主義精髓，就像其他前前後後的奧地利學派大師如門格爾、米塞斯和哈耶克那樣，對自由充滿向往，為了實現自由而展開對國家主義、極權主義等不遺餘力的批判。雖然德魯克在對自由主義的維護上不像這些大師那樣享有盛名，但也許這隻是因為其管理學上的更大權威性掩蓋了他在這一自由主義政治哲學領域的聲望。但透過這部書，我們實際上可以一窺德魯克的自由主義觀，並且可以看到其和米塞斯、哈耶克等奧地利學派的自由主義巨匠們某些相似的風格，也可以看到他與另外一位以批判法國大革命中的極權主義而聞名的自由主義大師伯克的理論有某些契合。同時從他對各種學科理論知識遊刃有餘的把握上，可以看到他不愧為近代一位同樣以知識淵博著稱、地位非常獨特而崇高的經濟學大師——約瑟夫·熊彼特的高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