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的知識考古、狂熱的曆史想象、複雜的個人經驗、豐富的詩歌意象以及批評家式的高談闊論，這五種元素的任意組合，形成了一種狂飆式的語勢。這跟周作人先生倡導的“娓語”式隨筆截然不同。它不是把人引向燈下的閑適，而是令人起坐，轉向更為亢奮的日神狀態。在蔣藍的錦匣式敘事裏，到處都是濃烈的殺機和殺氣。蔣藍說：“我像一隻飛蛾，在越來越危險地靠近火苗。”這與其說是一種自我警告，不如說是一種對火焰敘事的自我讚賞。
蔣藍隨筆的特征在於鋪敘。他放任恣肆的風格，酷似司馬相如，儼然是後者的直係後裔。這是一種僅屬於古蜀國的曆史性聒噪。從一個細小的詞根起始，語詞及其意義開始火舌般閃爍，向四處燃燒和蔓延，展開迅速而大量的自我繁殖，最後拓展為一部規模可觀的隨筆。蔣藍很本土地發揮了蜀人的書寫天性，令這部知識考古學著述變得趣味盎然起來。
在本書中，蔣藍表達了對“文學黨人”以及正統散文家的反蔑視。這是民間先鋒派的一貫立場。是的，這是“隨筆”向“散文”宣戰的時刻。在楊朔、秦牧、劉白羽和餘秋雨的哥德式散文麵前，這樣的隨筆是離經叛道的。它拒絕向主流價值鞠躬。隨筆的動機就是摧毀主流美學的媚俗。它把媚骨留給散文，而把利爪留給了自己。
綁在十字木樁上的石達開，像一頭攤開的蜘蛛。血在地麵編織著猙獰的構圖，他的雙眼被頭皮覆蓋著。殘肢就像神話人物刑天一樣，身體上突然睜開了無數雙眼睛。
這是殘酷美學的一鱗半爪。在一種曆史性的暴力景觀麵前，破裂的傷口像眼睛一樣張開，露出憤怒的表情。但這痛苦而不屑的表情，不僅屬於晚清，更屬於當代中國，並隱喻著某個“無腦化幸福”的時代——喪失了對於曆史疼痛的最基本的感知力。
為了修複這種文化痛覺，蔣藍的隨筆猶如刀子，在曆史和文化的肌骨上精細地剮著，製造出大量事實碎片。這是一種殘酷的剮式隨筆，它要撕開那些被曆史織錦包藏起來的血腥真相。這些真相關乎種族和人類的命運，本應離我們很近，但卻因遭到“口紅散文家”的遮蔽，而離我們很遠。現在，越過那些被揭發的媚骨，我們即將麵對曆史殘肢的傷口，並為此感到言說的劇痛。而正是在這電擊式的劇痛療法中，我們才能修複關於曆史的良知。
朱大可
2010年2月18日於上海
大量的知識考古、狂熱的曆史想象、複雜的個人經驗、豐富的詩歌意象以及批評家式的高談闊論，這五種元素的任意組合，形成了一種狂飆式的語勢。這跟周作人先生倡導的“娓語”式隨筆截然不同。它不是把人引向燈下的閑適，而是令人起坐，轉向更為亢奮的日神狀態。在蔣藍的錦匣式敘事裏，到處都是濃烈的殺機和殺氣。蔣藍說：“我像一隻飛蛾，在越來越危險地靠近火苗。”這與其說是一種自我警告，不如說是一種對火焰敘事的自我讚賞。
蔣藍隨筆的特征在於鋪敘。他放任恣肆的風格，酷似司馬相如，儼然是後者的直係後裔。這是一種僅屬於古蜀國的曆史性聒噪。從一個細小的詞根起始，語詞及其意義開始火舌般閃爍，向四處燃燒和蔓延，展開迅速而大量的自我繁殖，最後拓展為一部規模可觀的隨筆。蔣藍很本土地發揮了蜀人的書寫天性，令這部知識考古學著述變得趣味盎然起來。
在本書中，蔣藍表達了對“文學黨人”以及正統散文家的反蔑視。這是民間先鋒派的一貫立場。是的，這是“隨筆”向“散文”宣戰的時刻。在楊朔、秦牧、劉白羽和餘秋雨的哥德式散文麵前，這樣的隨筆是離經叛道的。它拒絕向主流價值鞠躬。隨筆的動機就是摧毀主流美學的媚俗。它把媚骨留給散文，而把利爪留給了自己。
綁在十字木樁上的石達開，像一頭攤開的蜘蛛。血在地麵編織著猙獰的構圖，他的雙眼被頭皮覆蓋著。殘肢就像神話人物刑天一樣，身體上突然睜開了無數雙眼睛。
這是殘酷美學的一鱗半爪。在一種曆史性的暴力景觀麵前，破裂的傷口像眼睛一樣張開，露出憤怒的表情。但這痛苦而不屑的表情，不僅屬於晚清，更屬於當代中國，並隱喻著某個“無腦化幸福”的時代——喪失了對於曆史疼痛的最基本的感知力。
為了修複這種文化痛覺，蔣藍的隨筆猶如刀子，在曆史和文化的肌骨上精細地剮著，製造出大量事實碎片。這是一種殘酷的剮式隨筆，它要撕開那些被曆史織錦包藏起來的血腥真相。這些真相關乎種族和人類的命運，本應離我們很近，但卻因遭到“口紅散文家”的遮蔽，而離我們很遠。現在，越過那些被揭發的媚骨，我們即將麵對曆史殘肢的傷口，並為此感到言說的劇痛。而正是在這電擊式的劇痛療法中，我們才能修複關於曆史的良知。
朱大可
2010年2月18日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