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的北大校長蔣夢麟於1908年到美國留學，並前後在美國待了將近十年。他在舊金山的唐人街驚訝地發現這裏的中國人仿佛與外麵的世界絕緣，男人留著辮子，女人甚至還纏足，賣卦算命的大行其道。唐人街的學校仍舊保持著舊有的課程，學生們每天高聲朗誦四書五經，和他小時候一模一樣，離唐人街不遠的美國學校對它毫無影響。在此情況下，更別想象什麼中外通婚的事情了。
不過辛亥革命的到來改變了這一切，革命以後，“短短幾年時間，算命賣卦的不見了，辮子的數目也迅速減少，終至完全絕跡。青年女子停止纏足，學校製度改革了，采用了新式的課程，送到附近美國學校上學的孩子逐漸增加”。（蔣夢麟《西潮新潮》）
這是唐人街的變化，國內的變化同樣令人瞠目。日後曾任蔣介石侍從秘書的著名曆史學家陶希聖於1922年在北大法科畢業，1924年進入商務印書館工作，據他敘述：按商務印書館的規矩，若是日本明治大學的畢業生，月薪一百二十元，桌子長三尺半寬二尺，坐硬板凳；若是日本帝國大學的畢業生，月薪一百五十元，桌子長四尺寬二尺半，坐藤椅；若是歐美一般大學的畢業生，月薪二百元，坐藤椅；若是英國牛津、劍橋，美國哈佛、耶魯等歐美名校的畢業生，月薪二百五十元，待遇頂上了天，桌子上有拉上拉下的蓋，除藤椅外還有接待來客的便椅。陶希聖隻讀過北大，“土鱉”一個，因此初入商務印書館時，月薪八十元，待遇最低，用的是三尺長半尺寬的小桌子，坐硬板凳。（參閱陶希聖《潮流與點滴》）
通過陶希聖的敘述，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民國十幾年時國內“崇洋”風氣之盛。與之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曾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的郭泰祺於1904年赴英留學的時候，清政府發給其家裏安家費白銀二十兩，結果郭父因這筆錢被鄉裏人嘲笑為用二十兩銀子把兒子賣給洋人，郭父又羞又氣，竟然悒悒而死！（參閱喻血輪《綺情樓雜記》）
前後不過二十年間，留學生從清末的社會邊緣人物成為民國的時代弄潮兒，一場辛亥革命讓整個中國突然從慢車道走向了高速公路。當中國精英大量走出去的同時，西方人和我們的東洋鄰居也蜂擁而至，來他們印象中“人傻錢多”的中國淘金，於是上海成了冒險家的樂園，進而躍居遠東第一大城市。這樣的雙向“對流”使得中國人和外國人之間頻繁地擦出火花，於是民國湧現出了大量中外融合的愛情故事。
現在很多中國人比美國人還開放，所以大家對於涉外婚戀已不覺得新鮮，但兩個時代的涉外婚戀如果拿來做比較，還是有很明顯的區別：
其一，現在中外男女結合，如果對方來自歐美等發達國家，一般中方為女多男少；如果對方來自越南、柬埔寨這類落後國家，則中方為男多女少，經濟搭台、愛情唱戲，無可厚非。但在民國，外國女子的進口與中國女子的出口呈現出高度的“貿易逆差”，幾乎都是中男配外女。這出自兩個原因，一是當時中國的出國人員和留學生基本上都是男性，極少有女性；二是社會對於女人的寬容度遠不如男人，男人要是娶了外國女孩可以用風流來做擋箭牌，女孩子要嫁給外國男人那隻能是下流了。
後來的北大校長蔣夢麟於1908年到美國留學，並前後在美國待了將近十年。他在舊金山的唐人街驚訝地發現這裏的中國人仿佛與外麵的世界絕緣，男人留著辮子，女人甚至還纏足，賣卦算命的大行其道。唐人街的學校仍舊保持著舊有的課程，學生們每天高聲朗誦四書五經，和他小時候一模一樣，離唐人街不遠的美國學校對它毫無影響。在此情況下，更別想象什麼中外通婚的事情了。
不過辛亥革命的到來改變了這一切，革命以後，“短短幾年時間，算命賣卦的不見了，辮子的數目也迅速減少，終至完全絕跡。青年女子停止纏足，學校製度改革了，采用了新式的課程，送到附近美國學校上學的孩子逐漸增加”。（蔣夢麟《西潮新潮》）
這是唐人街的變化，國內的變化同樣令人瞠目。日後曾任蔣介石侍從秘書的著名曆史學家陶希聖於1922年在北大法科畢業，1924年進入商務印書館工作，據他敘述：按商務印書館的規矩，若是日本明治大學的畢業生，月薪一百二十元，桌子長三尺半寬二尺，坐硬板凳；若是日本帝國大學的畢業生，月薪一百五十元，桌子長四尺寬二尺半，坐藤椅；若是歐美一般大學的畢業生，月薪二百元，坐藤椅；若是英國牛津、劍橋，美國哈佛、耶魯等歐美名校的畢業生，月薪二百五十元，待遇頂上了天，桌子上有拉上拉下的蓋，除藤椅外還有接待來客的便椅。陶希聖隻讀過北大，“土鱉”一個，因此初入商務印書館時，月薪八十元，待遇最低，用的是三尺長半尺寬的小桌子，坐硬板凳。（參閱陶希聖《潮流與點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