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在國人的印象中，晚清至民國時期的中國外交簡直就是一部“國恥史”，這一百年間幾乎所有的外交家都難免被貼上“喪權辱國”、“軟弱無能”的標簽。幸運的是，隨著學術界的思想解放以及各類檔案史料的公布，人們對中華民族近代以來“弱國無外交”的看法在逐漸發生改變，而包括顧維鈞在內的一代外交家們也重新得到客觀的評價。
美國曆史學家費正清在《偉大的中國革命》一書中曾提出：“當日本終止了她的閉關鎖國政策，巧妙地開始西化，廢除不平等條約，準備變成一個世界強國的時候，為什麼中國沒有這樣做呢？……這個問題在整個20世紀中都像幽靈一樣糾纏著中國愛國者的心靈。”事實上，這個問題同樣糾纏了顧維鈞一生。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從投身外交界的那一刻起，這位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國際法博士學位的高材生就不斷呐喊、抗爭，從而為“弱國”困境下的國人帶來一絲希望的曙光。
我們也不能否認，無論其個人的生平經曆如何傳奇，顧維鈞畢竟隻是一名職業外交家，他既無法在當時對國家民族發揮決定性的影響，也不可能永遠隻活在自己的世界裏。道理很簡單，外交永遠隻是內政的延伸或一部分。因此，不管顧維鈞有多高的天資和多麼耀眼的際遇，卻終究無力改變曆史的走向，有時甚至被困在時代的漩渦中無法自拔。他一生出使多國，6次出任外交總長，兩次出任財政總長，兩次代理國務總理，被稱作“民國第一外交家”，但也曾被國民黨政府通緝，被共產黨宣布為頭等戰犯。從這個意義上講，顧維鈞的傳奇又不是圓滿的，甚至就如他“半個外交家”的身份一樣，隻能落得個“半世繁華”。
楊紅林
2013年10月於北京
曾幾何時，在國人的印象中，晚清至民國時期的中國外交簡直就是一部“國恥史”，這一百年間幾乎所有的外交家都難免被貼上“喪權辱國”、“軟弱無能”的標簽。幸運的是，隨著學術界的思想解放以及各類檔案史料的公布，人們對中華民族近代以來“弱國無外交”的看法在逐漸發生改變，而包括顧維鈞在內的一代外交家們也重新得到客觀的評價。
美國曆史學家費正清在《偉大的中國革命》一書中曾提出：“當日本終止了她的閉關鎖國政策，巧妙地開始西化，廢除不平等條約，準備變成一個世界強國的時候，為什麼中國沒有這樣做呢？……這個問題在整個20世紀中都像幽靈一樣糾纏著中國愛國者的心靈。”事實上，這個問題同樣糾纏了顧維鈞一生。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從投身外交界的那一刻起，這位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國際法博士學位的高材生就不斷呐喊、抗爭，從而為“弱國”困境下的國人帶來一絲希望的曙光。
我們也不能否認，無論其個人的生平經曆如何傳奇，顧維鈞畢竟隻是一名職業外交家，他既無法在當時對國家民族發揮決定性的影響，也不可能永遠隻活在自己的世界裏。道理很簡單，外交永遠隻是內政的延伸或一部分。因此，不管顧維鈞有多高的天資和多麼耀眼的際遇，卻終究無力改變曆史的走向，有時甚至被困在時代的漩渦中無法自拔。他一生出使多國，6次出任外交總長，兩次出任財政總長，兩次代理國務總理，被稱作“民國第一外交家”，但也曾被國民黨政府通緝，被共產黨宣布為頭等戰犯。從這個意義上講，顧維鈞的傳奇又不是圓滿的，甚至就如他“半個外交家”的身份一樣，隻能落得個“半世繁華”。
楊紅林
2013年10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