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叫‘春天小學’吧，”黃守仁說，“這錢是我太太劉佳麗捐的。”
於是，結婚儀式就與“春天小學”的升旗儀式合二為一了。至於結婚證的事，當然跟本就不是什麼事情了。鄉政府雖小，但也是一級政府，辦結婚登記的權力還是有的，不要說黃守仁是辦一份結婚證，就是他要辦十份，估計鄉裏麵也絕不會為難他。當然，黃守仁並沒有辦十份結婚證，他隻辦了一份。
由於深圳這邊還有許多事情要做，所以黃守仁跟劉佳麗在江西老家並沒有呆多長時間就回來了，連頭帶尾也就四天吧，星期五去的，下星期一就回來了。
黃守仁和劉佳麗從江西回來，他們就算是正式結婚了。作為正式結婚的標誌，第一當然是領了結婚證，盡管這個結婚證不是深圳的結婚證，但是法律效力是一樣的；第二是黃守仁正式住到了樓上，晚上不用在下去了；第三是回來的那天晚上，當作劉大任和周小桃的麵，黃守仁鄭重地把一本存折交給劉佳麗。
“你這是什麼意思？”劉佳麗問。
“從今天開始我們就是一家人了，”黃守仁說，“我雖然不是很富有，但是我的每一分錢都是你的。現在全部交給你，由你當家。”
“不不不，還是你自己拿著。”劉佳麗說。
“你拿著。”黃守仁說。
“你拿著。”
“你拿著。”
最後，還是劉佳麗接過存折。她想，這樣老是推來推去肯定不是辦法，我就先拿著吧。
拿到手一看，比她想象的少，才二十多萬，甚至還沒有她的錢多。於是本能地抬頭看看黃守仁。
“沒有多少，”黃守仁說，“不過每個月都在增長，長起來還是很快的。我的意思是先給爸爸媽媽在長沙把房子買了，我們自己先住這裏，等有錢了再買。”
劉佳麗突然有點失望，但是她盡力不讓這種失望從臉上表現出來。不想掃黃守仁的興，更不想掃自己父母的興。
“沒關係，”劉佳麗說，“就按你講的辦，先為爸爸媽媽在長沙把房子買了，至於我們倆這邊嘛，我這裏還有錢，可以先按揭，交個首期估計沒有問題。”
嘴上是這麼說，心裏想，這孩子幸虧沒有打掉，要是真的完全指望你，完了，現在不是我指望你的問題，很有可能是你要指望我了，指望我用肚子裏麵的孩子保住你這個二房東的地位，否則說不定哪一天就做不成這個二房東了，做不成二房東，你還能幹什麼呢？
劉佳麗承認，黃守仁對她確實是真心的，但是婚姻光有真心是不夠的。真心最多隻能代表一種精神，但是婚姻需要的不僅僅是精神，還需要物質，甚至更需要物質，因為沒有物質支撐的精神是沒有生命力的，而物質就是經濟基礎。劉佳麗忽然感覺到了自己身上的擔子，現在她的身上不僅有十字架，而且還有擔子，夠累的。她沒有想到，同樣是兩個人男人，為什麼貧富相差能那麼大。二三十萬在蔡大鵬那裏根本就不能算什麼錢，而在黃守仁這裏竟然成了他的全部身家，並且黃守仁在中國絕對不是最窮的，不但不是最窮的，而且還算是“大款”，而蔡大鵬更不是最富的，不要說在中國，就是在深圳，甚至就是在蔡屋圍村，他可能都排不上號，那麼，最窮的與最富的相差到底多少？劉佳麗不敢計算了，或者說是懶得計算了，因為計算出來沒有任何意義。
下一個問題是辦酒席的問題。其實辦酒席純粹是為了父母，如果不是為了父母，劉佳麗才不打算辦什麼酒席呢。辦酒席請誰呀？請同事？這些同事換的跟走馬燈一樣，名字還沒有記住呢，走了。特別是實行末尾淘汰製以後，同事之間不僅更換的更加頻繁，而且也逐步演變成你死我活的關係，如果在這種情況下劉佳麗要是給同事發請貼，要麼就是人家根本不來，要麼來了之後又背後把她罵的要死，說她是搜刮民財了，更有甚者，可能是來，來了以後還使勁的吃，吃完之後講一大堆漂亮的話，然後嘴巴一抹，拜拜，白吃了，讓你有苦說不出。所以，同事是肯定不能請的。不請同事請誰呢？請朋友？誰是我的朋友？名片盒打開，好像誰都是朋友，又好像誰都不是朋友，比如像郭晨霞，算是朋友嗎？再比如像鄔麗娜，算是朋友嗎？即便勉強能算，即便劉佳麗厚著臉皮請她們，即便她們也不計前嫌，欣然前來，現在也聯係不上她們呀？所以，要說劉佳麗這邊，基本上可以說是一個能請的人沒有。至於黃守仁這邊，該請的已經在老家那邊請過了，剩下的就是像二毛他們這些人，但是像二毛這樣的人能上得了桌麵上嗎？如果黃守仁請的都是像二毛這樣的朋友，那還不是讓父母更傷心？於是想來想去，想到最後真正能請的隻有一個人，這個人就是蔡大鵬。而如果隻請蔡大鵬一個人，那也太具有諷刺意義了，不是搞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