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貴的生活不是高貴的詮釋，真正決定一個人高貴與否的，不是他的身份和地位，而是在他的胸腔裏跳動的是怎樣的心。
貧窮的生活本身，的確不值得刻意頌揚，可身處清貧中，仍然心高潔，就會散發出人性的光芒；富貴生活本身也不是什麼壞事，可富而忘本、為富不仁，無論如何也不能稱之為“高貴”。
人，最大的愚昧和悲哀，莫過於在自己營造的文明中迷失而不自知。
貧與富，並不僅僅由物質來衡定，而是取決於心，物質之富，有時人力實在不能左右，但至少可以守住心中的一份傲然與清朗。
台灣著名男演員、劇作家、導演金士傑早年帶領一群熱愛戲劇的演員剛創辦蘭陵劇團時可謂一窮二白。1979年，在舞台劇幾乎處於荒漠的台灣，蘭陵劇團出現了。金士傑和團裏的所有演員都是白天做苦力，晚上排練創作，零酬勞演出。這個劇團的成立沒花什麼錢，但也沒賺一分錢。於是就有朋友關心金士傑怎麼生存：你總有三餐不繼的時候，總有付房租的時候，那時你怎麼對付？
金士傑的生存方式很獨特。
金士傑有個朋友家境很好，有次金士傑去她家裏做客，吃飯時，他吃著吃著就感歎起來：“桌上菜這麼多，都很好吃。你們平常都這樣吃嗎？每次吃不完怎麼辦？”朋友答：“還能怎麼辦呢，該倒就倒掉。”
金士傑頓時兩眼放光：“那讓我來替你們做一個義務的食客怎麼樣？”朋友拍掌說：“很好，歡迎歡迎！”
金士傑卻一本正經地說：“你先別著急歡迎。我們先把條件說清楚：第一，我不定時來，但我來之前會先打電話問清楚你家有沒有剩飯、方不方便，有且方便的話，我就來；第二，我來隻吃剩飯，等你們家人全部吃飽撤了，確定擺的都是剩飯剩菜我才開吃，而且，不可以因為我來就故意加一個菜，那樣就算犯規；第三，我吃剩菜剩飯的時候旁邊不可以站著人，因為他（她）一旦和我打招呼，我就得很客氣地回應，這樣客套來客套去我就沒辦法當專業食客了；第四，吃完之後我要很幹淨利落地走，不可以有人跟我說再見，如果非得這樣客套的話，我心裏就會有負擔，那樣下次我就不來了。總結一句話：我要完全沒有負擔地當一名剩菜剩飯的食客。”
朋友聽完他的話覺得很逗，當場就答應了所有條件。此後，金士傑果真好幾次去朋友家當食客，吃得非常開心。他還幻想著：我要有30個這樣的朋友，一個月就能過得蠻富足。
抱著這樣的心態過苦日子，金士傑帶領劇團一路堅持下來。第一次演出，他們還是沒有錢。離他們不遠的地方有個大禮堂閑置著沒人使用，他們就把那裏打掃出來當舞台；沒服裝，他們就各自掏腰包買一套功夫褲穿在身上；沒燈光，他們就各自從家裏搬來一兩個打麻將用的麻將燈，再加長電線，往插板上一插，燈就亮了；沒東西化妝，他們就素顏上場；沒有人宣傳，他們就自己拿來紙筆，塗塗畫畫，一張大海報就貼到了台灣師範大學的門口。
一切準備就緒。演出那天，觀眾席隻坐了二三十人，人不多，但大部分人都是台北文化界的精英。他們看完演出之後對金士傑這樣說：“台北市等你們這群人等了很久了，你們終於來了。你們要演下去，拜托你們一定要演下去！”
金士傑帶領大家照做了。曆經一年多的非正式演出，蘭陵劇團終於走上正式的舞台。1980年，金士傑編導的《荷珠新配》參加了台灣第一屆“實驗劇展”，首演一炮而紅。一時間，蘭陵劇團聲名大噪，金士傑也一躍成為台灣現代劇場的領軍人物之一。
多年之後金士傑將當年自己當“專業食客”的事情說給一堆人聽。說完之後他感慨：“我說這些事，除了好玩，除了說明我的臉皮厚以外，還有個很重要的原因。我覺得，我們的這種窮完全不需要自卑，不需要臉紅，因為我深深知道我們在做什麼——我們把我們的頭腦、智慧、創作拿出來獻給社會，以至於我們沒有工夫賺錢。我們是在做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這個窮不是窮，而是富，不是缺，而是足。”
人，應該平靜地麵對生活給予的一切，不要讓心迷失在紙醉金迷的世界中。因為一旦心靈上有了缺口，那麼冷風就會肆無忌憚地在其中來回穿行，讓人終生失去溫暖，變得孤單而寒冷。
有高貴的心，就算身陷淤泥之中，也能開出不染的蓮花。古人說：“托缽僧之心始可貴。”包含著對人性終極意義的深刻領悟。那些說“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人，必是高貴之人，他們雖然貧寒，匱乏，卻活得坦然，從容，人窮而德馨。
也許，在今天的社會裏，要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一般人都無法坦然麵對窮富，無法在心理上達到平衡。其實，與充滿金錢的生活相比，平淡清貧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缺失和懸殊。對一個人來說，最重要的是心靈上的富足與高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