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封信 拋開地域
真正的作家，是人性作家，是寫根本性的作家。
我曾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叫“上海的文化景觀—從一則老故事說起”。這篇文章的作者叫李劼，李劼一向喜歡嘩眾取寵，他還在網上發表過一篇罵北京文化人的文章，叫“北京文人墨客的皇權意識和中心話語情結”，連標題都起得這麼拗口，應該讓《知音》雜誌的編輯教教他怎麼起標題。從這篇罵北京文化人的文章可以看到一個批評家能不學無術到什麼程度。在《上海的文化景觀》裏，他主要批評了兩位寫過上海的作家，李歐梵和王安憶。他認為這兩位作家沒有寫出上海的精神氣質和文化底蘊。那麼，李劼老師認為上海的精神氣質和文化底蘊是什麼呢？他講了一則老唱片的故事。說上海有個小開，和他後媽生活在一起。小開有張唱片，叫“月亮河”，經常約了朋友們一起聽。“文革”期間，紅衛兵上門抄家，就想抄這張唱片，但一直沒找到。最後把小開的後媽，一個美麗風雅的女性，帶到一個房間裏審問拷打折磨了三天三夜，但這個女性始終沒有說出唱片的下落。那個女人被放回來以後，就跳樓自殺了。“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那張唱片又出現了，他們又重新聚到一起，傾聽《月亮河》的旋律。於是，李劼老師通過這個故事，下了這樣的結論：上海這個城市的精神氣質，上海人對現代文明的執著，對自由不可遏止的向往和忠誠，幾乎全都凝結在這個故事裏了。他又說：“我還相信，這樣的事例，隻有在上海才會發生。”
李劼老師的錯誤在哪裏呢？這個老唱片的故事實際上是我的一位朋友講給張獻聽的，張獻又轉述給了李劼，李劼再轉述出來已經麵目全非，價值觀都改變了。一個女性因為唱片被摧殘被折磨，三天三夜啊，其他人竟然還不趕緊把唱片交出去，還藏家裏幹嗎？別說《月亮河》了，就是《廣陵散》也趕緊交出去啊。全宇宙都沒有比生命更美妙的音樂。當然，李劼老師犯的主要錯誤除了這個價值觀，還有方法論，把人性當成地域性，把樹根當成了枝條，本末倒置了。老唱片的故事是人性故事，可以在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發生。
關於地域性，大家都知道東北地廣人稀，以前是禁地，所以我們山東人活不下去，就闖關東，到了那兒就活下去了。東北因為地廣人稀，所以人跟人離得遠，見麵往往是先喊著說話的：“哎，大嫂子，借你家個笸籮用用。”說話需要起嗓兒。所以地域基因起作用了，東北出流行歌手，老一輩的有那英、孫楠、孫悅、龐龍、胡海泉等等，年輕一輩的有曲婉婷、李代沫、玖月奇跡、梁博等等。可以說層出不窮。再來看湖南，是山區，地勢陡峭，人跟人見麵往往一高一低，見麵時說話要把聲音送上去：“哎，大妹子，你那小背簍借我用用唄。”聲音要尖，要細，否則送不上去。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民歌手多出自湖南。比如李穀一、張也、宋祖英、陳思思、雷佳等等。那到了沒有地勢，隻有一望無際的地平線的時候呢，比如到了草原，走老半天也見不到人，這時候人就喊給自己聽，就出現了長調，它不再是交流用的，它是抒發自我用的。所以騰格爾隻要一唱到藍藍的天空清清的湖水，他眼睛就閉上了，這是地域基因帶給他的演唱風格。回過頭再來看我的老家山東。我們山東人闖了關東就是東北人，東北人出流行歌手，那山東人是不是也應該出呢？結果是不出，在這方麵幾乎是被剃了光頭。這是因為什麼呢，因為山東多丘陵地帶。地勢多起伏，拐彎，人跟人見麵，聲音送不出去，隻能走近了說話。我們山東把說話叫拉呱兒。所以山東出了一個中國最會拉呱兒的人，叫孔子，他的主要著作叫“論語”，其實就是說話。
地域性充斥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跟地域性有著莫大的關係。但地域性並非人性，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用地域性來寫作或者寫人類特性的作家，都行之不遠。真正的作家，是人性作家，是寫根本性的作家。比如魯迅，比如汪曾祺。但大部分作家都把時間和才華浪費在了人類的地域性和特性之間。